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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试图用目的去规范形式的努力，又被洛克接了过去并使之得到加强。洛克赋予主权以一定的结构，即一种“宪政体制”，从而对霍布斯[对主权者]的授权做了改进。采用分权结构，政府的形式不再仅仅是一个形式化的君主或暴君。由于形式不再仅仅是繁文缛节，建立政府的行动便获得了一种在霍布斯的政治科学中不具备的尊严。形式成为目的的一部分；导致安全的自由选择，变成了安全的标准或特征。洛克保留了安全这个目的，把它作为从两方面检验形式的标准：一是人民改变、消灭一种政府形式或建立新的政府形式的超宪法的权利；二是执行官的自由裁量的特权。因此在这种宪政体制中，形式和目的处于紧张的关系之中，而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有着和谐的关系。政府的形式是建立法治制度的立法权；目的则是由“在规则之外谋求公益”的特权来代表。洛克的执行官（和我们的执行官）的地位是暧昧的，因为他既为形式效力，也服务于目的。作为立法权的臣仆，他是下属，作为批评者，他又是平等的一员或是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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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德斯鸠不满足于把形式和目的分离的形式主义。自由的宪政体制需要一个自由的社会，不然它就会腐化变质，被滥用于非自由的目的。其实，正如孟德斯鸠对古人的共和主义优秀品质的敏锐批判所示，一个自由共和国自身的形式（它的“性质”）将同它的目的（或“原则”）发生矛盾。在那些现代哲学家看来，主权者的正当性（霍布斯）或宪政体制的尊严（洛克），是依靠专制政体的恐惧原则来维持的。必须寻求形式和目的的相互调整，而这种调整的一个基本的方面，就是一个没有刑事惩罚权的执行官，使政府和社会能够遵照发言权的规定生活在一起。当社会的各派人相互对话时，他们通过政府的各部门展开辩论，围绕着立法权和执行权形成党派。这些党派分别代表意志和本性，或形式和目的。但是，尽管有孟德斯鸠的调整，他并没有成功地把形式和目的统一起来。他的自由宪政体制是一个无尽头的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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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帕布利乌斯的观点，美国宪法把它自身的形式置于它所服务的目的之前，因为形式就是目的的一部分。这也是洛克的宪政悖论。宪政体制为了服务于人民，必须控制人民的统治欲。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主子。只有当人民不漠视宪法的限制，不强迫政府轻率地迎合他们的欲望目标——因为人民把宪政体制的结构形式、程序和权利置于他们自身的目的之前，虽然他们也把后者视为宪政体制的目的——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够依照宪法进行统治。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必须把宪政体制当作目的给予爱护或“崇敬”，认为值得致力于维护这种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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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困惑的是，当人民把宪政仅仅视为自己的工具时，它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民。少数人颠覆或推翻宪政当然是可能的，但是帕布利乌斯提醒他的同胞说，在人民的政府中，这并不是主要的危险。主要危险来自于内部，也就是说，来自于人民自身的多数派；因为从事颠覆活动的少数人，最有可能因为人民的支持而成为煽动家。帕布利乌斯没有因为人民不是积极而直接地进行统治，就免除人民照料自己事务的责任。人民要对很好地选择他们的统治者负责，要对允许并要求他们以共和国的形式进行统治负责。他们对宪政体制的崇敬，将鼓励他们的一种可称为主动节制统治欲的行为，而且很容易把它同冷漠或顺从区分开。为人们提供许多官职的联邦制，允许相当数量的少数人进行统治。因此任何坚持亲自统治的人，都不必约束自己这样做。但是所有的人都要承担起遵照宪法进行统治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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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宪政体制是洛克式的，但是它比洛克的宪政体制更温和，因为它符合孟德斯鸠的分权，即把司法权从执行权中分离出来。这种宪政体制的所有部门都来自于人民，因此它依靠的是人民的自豪感，而不是他们的恐惧或一个君王的威严。它是可以修正的，但必须从宪法上遵循它自身的形式。从理论上说，如果享有主权的人民愿意，它也可以被废除，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享有主权的人民已经选择了认可宪法并依靠宪法生活，他们变成了宪政主义的人民。人民的目的不再处于宪政体制之外，对它的命运漠不关心。人民可能放弃宪政体制变成了难以想像的事情，因为一旦建立起这种宪政体制，人民也是被它所塑造的。这种宪政不仅把必然性的命令带入宪政形式，它的目的还发挥着提醒人们做出杰出的表现、接受维护它的挑战等作用。形式和目的就像在亚里士多德的政体中那样，被联系在一起，至少部分如此：宪政的形式以它自身作为目的。因此，节制统治的欲望也变成了一种统治类型。人民是宪政体制的裁决者，然而他们是经过了宪政体制的塑造，才成为它的杰出的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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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可喜的发展，无论它在美国的历史中实现了多少，却受到直接诉求于人民这种做法的威胁，这种现象在当代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明显。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做法，来自于民主的慌乱和左右两派助长急躁心情的信条。这种直接诉诸人民的做法在极权主义政府中最为明显，当它声称为民造福时，它不必费心征得（或服从于）他们的同意。极权主义政府谎称它们比任何政府都更接近人民；所以它们不需要宪法上的条条框框。然而这种谎言的结果是，它们是举世所知最能撒谎的政府。虽然献身于真理，它们撒起谎来却比所有的政府更放肆。它们对自己的科学充满了荒谬的自豪感，声称它能改造人类；它们比现代宪政体制立志击败的神权政府更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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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今天的立宪民主政体中，可以看到为了目的而牺牲形式的相同趋势。美国的宪法权利经常是根据它们的行使后果加以解释，如“结果平等”这个臭名昭著的说法所表明的，却不考虑产生这种结果的宪法手段或程序。在美国政府中，所有三个部门，而不仅是它所属的执行部门，都可以看到积极作为的现象。仿佛强大执行官的精神已经避开了宪法约束，所有三个部门都想得到在规则之外为公众造福的特权。在大家的举止都像执行官的地方，宪法所规定的执行官在争夺特权上似乎占有优势。但是，他支配的地盘越大，越能超出立法和司法部门、达到法律所不能及的地方，他就越容易受到另两个分支的侵扰。当各个分支部门和政党就宪法权利和限制进行辩论时，尽管他们有党派倾向，如果他们同意定义的必要性，他们便共同生活在宪法之下，遵循它的精神。但是，当各个政党不接受定义或解释的必要性时，宪法便开始失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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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宪政体制没有规定我们的责任，这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它确实做了规定：我们通过宪法中规定的权力和义务，知道对我们的政府和我们自身应当有何期待。所有的部门，甚至所有的公民，都拥有某种权力，却没有人承担责任，因为谁也没有规定的责任。宪法规定的缺失导致了责任的缺失。宪法既不能规定得太多，也不能规定得太少。然而问题正是出在它对执行权这种最抵制定义的权力的定义上。对于采用宪政体制的人民来说，最困难的也是最有必要的事情，莫过于对执行权是什么做出一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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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执行官和他为之服务的人民有能力负责任地采取行动，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有能力分清责任的政治科学。这种政治科学从本质上说是亚里士多德式的，它同发明了现代执行官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科学是对立的。讲责任的政治科学把政府的形式与它的目的结合在一起，使它能够看到形式的成绩是好是坏。就像面对问题的负责任的人一样，它是“透过目的看问题”。它不满足于价值中立的描述，让人民随波逐流，它也不会不计后果地做出价值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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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惟一真实的政治科学是为后果负责的，不过它在这样做时遵循一条原则。它承认必然性，但它并不一味服从。甚至当它看到人们要同自然的必然性打交道时，它也要从他们如何打交道中寻找人类的选择。亚里士多德式的政治科学寻求自然与选择（或形式与目的）之间的协调，而不是寻求马基雅维里式的主宰自然，到头来反而变为屈从于必然性。只有这种协调能使人负起责任。假如他们的选择违逆自然，他们总是能够虚张声势地沉痛宣布，这种结果是命中注定的，从而推卸对自己的行动的责任。我们要民主，但我们必须接受专制——这不是我们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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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政治科学家必须成为哲学家，成为责任的教诲者。教导别人负责，与自己承担责任是大不相同的。为了进行这种教导，一个人必须为别人主张自己的应得物、做出自己的选择留出空间。教师不可以包办一切，不给学生留下任何努力的余地。他可以表明优秀品质的主张导致王权，但他本人不可以试图变成君王。和亚里士多德一样，他必须允许自己，一个品质卓越的人，被民主的贝壳流放制度逐出政治。美国的立国之父就用他们的宪法做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让它属于美国人民。有些人认为，立国之父建立了一个利益体系，因为他们害怕让别人为他们自己负责，然而事实上他们允许利益代表优秀品质，因为他们希望鼓励责任心。这是惟一负责任的做法。既然一个人不能亲自统治一切——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直接统治，或通过一种机制进行间接统治——那么不给别人留出责任，就是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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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和马基雅维里都不想让哲学家在政治中出风头。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王对于亚里士多德授予统治权的绅士来说，是过于可怕了。马基雅维里相信，任何哲学表演，即使是发生在同政治保持相当距离的沉思生活之中，都会打断他所钟爱的君主对世俗事务的专注。所以他要拯救他们；他教给他们——和我们——如何逃避改善政治的责任。我们将学会如何把我们的选择伪装成必然性，把我们自己装扮成必然性的执行人，以此来掩盖我们的选择。但是马基雅维里要比他的后学更加无畏，他们对于他的见识既感激又害怕。从一个角度说，他们把他的必然性的政治观发展成了科学和认识论，从而强化了他的思想；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采取了驯化君主的措施，为他的粗鲁装上了刹车。他们这种策略中的后一个因素，可以被解释为向亚里士多德的责任心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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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始于霍布斯，他使哲学或科学具有了开放性。他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披着经院派的外衣变成了公共哲学，他认为必须用一种新的科学代替它。然而危险在于，主权者似乎会变成科学家的执行人，霍布斯试图通过攻击专业人士的政治干预，尽量减少这种危险。他在攻击别人的火力的掩护下，让自己躲到画面之外。洛克保留了公共政治科学的观点，但对它做了修正，把捍卫自由纳入其中，这样一来，自由的人民将感激他，却不必服从他。然而，他把一种“完美的自由”置于实践之中（《政府论》），又从理论上否定了它（《人类理解力研究》）。孟德斯鸠虽然对这两方面更加寡言少语，但大体上也是如此。讨论政治自由——在我们今天它是真实的——的现代哲学家，没有为他们那种理论上悲凉的自由观承担起责任。他们很难提供必然与选择之间的必要协调。所以他们在自由不足（现实主义）和自由过多（理想主义）之间摇摆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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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只有从执行官的领导中才能看到政治责任。现代人把亚里士多德的慎思功能区分为立法和执行的做法并不成功；它使立法机构远离行动的领域，不清楚为了立法需要知道什么。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立法职能都已落入执行部门；在美国，国会为了维持其不太平等的地位，只好利用它的各种委员会及其工作班子侵入执行官的领地。人们注意到，在私营部门，任何商业活动都没有发现把执行和立法的职能分离是有益的。分权不起作用并不意味着应当放弃分权，或美国混合职能的方式应当换成英国的方式。但是，洛克打算提出的责任划分，即普适性的法律和自由裁量权的运用之间的划分，已经被克服了，受过马基雅维里熏陶的人，对此不会感到惊奇；这有利于更易采取行动的权力。作为这种普遍趋势的一个标志，可以指出，采用“领导权”（leadership）这个概念，而又不让人觉得是在支持君主政体，是十分可能的。在执行官的领导权中，过去的君主政体党派不拥有他们曾经要求的任何东西，但他们拥有足以让自己感到满足的东西，现代共和主义者已经不自觉地承认君主制中有不少真理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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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成功，执行官的领导必须讲原则。因为只有某种原则能让一个执行官安然渡过必定出现的厄运，而如果他惟一的标准就是成功，这种厄运必然会让他栽跟头。“千万要挺住”，最近一位美国总统在事态的进展对他不太妙时，对自己的党徒这样说。这就是诉诸优秀品质的行为，而不是个人利益的算计：事事落空之际——这是可能的——要保持优秀品质。当实用主义失败时，优秀品质是实用主义者的最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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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责任统治的现代版，它只能由一种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的现代版揭示出来。执行官的领导，例如里根革命，展示了美国政府意味着什么。它们把形式和目的统一起来，使统治者不但能够为他们的理念或行为负责，而且能够为这两者的结合负责任。例如，里根革命的承诺是带来一个美国，它由具有某种优秀品质的美国人组成，而不仅仅是让这个美国生活得更好或更安全。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所有这些“宏大而艰巨的事业”的产生，必须受到“追求幸福”的约束。它们在现代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坚持的安全和自由这个大主题下表现各异。对忍耐、牺牲精神或高贵品质的诉求被统统取消，除非是在最严重最明确的紧急时刻。甚至亚西比德[410]也无法说服一个现代执行官去从事他劝说雅典人进行的西西里远征。就此而言，每个现代执行官都是软弱的。但是追求幸福也反映着优秀品质，我们以其党派名称，分别称为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和反动品质。因此，它们是对优秀品质的要求，也能根据采用了王权和混合政体的亚里士多德政治科学加以分析。谁是由新政造就的自由主义者，能够成为统治一切君王呢？假如不能，必须把哪些素质与他混合在一起，才能塑造出完美的品质呢？如何能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呢？仍有必要提出这些问题，而且有可能找出答案——即使不采用这种陈旧过时的语言。我把这项发现适当用语的任务，留给别人或另一个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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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用政治科学家应当记取的几条教诲和给执行官的一条忠告作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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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治科学家要对他们的问题的来源心中有数。他们需要知道，自己所研究的现象是政治中的自然现象，即同政治并生从而不可避免的现象，还是为某种目的发明出来的人为现象，因而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已经知道，执行权是发明出来的；然而它在君主政体中却有自然的基础，它既反映着这种政体，又试图压制它。要想评估政治科学影响政治的能力，政治科学家必须了解他们这个学科的历史：在实践中，他们必须搞清楚对政治有着十分出色而冷静的观察力的希腊人，同更勇敢、更有创新精神的现代人之间的差别。今天的政治科学家来到他们认为问题终结的地方，错误地以为他们的起点就是人类科学的最高峰。他们根据今天美国总统的行为去研究“执行官”。就普遍性的特定属性而言，他们是正确的：美国总统是有批判精神的执行官。假如他们不那么眼界狭小，他们也会认识到，他们只是偶然撞上了一条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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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政治科学家应当像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那样，通过政治党派的主张去研究政治。当然，作为言辞，这些主张是模棱两可的。它们往往带有欺骗性，或是自欺欺人；它们通常难以解释，所以对它们的含义也许不可能取得共识。但是，为了理解政治转而去观察行动，希望找到一条独立于不可信不可靠的言辞之外的明确无误的标准，无异于捕风捉影。这种不自觉的马基雅维里式的做法，作为所有类型的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不会感动马基雅维里的。他清楚行为本身不会说话，只有让必然性同它们挂钩，才能让它们产生意义。我们的行为主义者在谈论“利益”和“理性选择”或编造任何价值中立的概念时，他们是在模仿这种挂钩的做法。然而必然性是个词，所以它的变体也是词。把这个词用于政治活动家的行为，要比评价从他们嘴里听到的词更带有任意性，因为这种做法是把必然性和选择混为一谈，从而也是故意剥夺它们的意义。这条教诲并没有否认一个常识，即根据行为去判断言辞，由此了解说出它们的人是否当真。这种从方法论上忽视政治主张的做法，是大可商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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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假如言辞关系重大，政治科学家就应当关注他们在政治中看到的措辞，不要假设它们是精于措辞者的惟一言辞。（我已经提到过他们对“执行”一词的忽略。）这些措辞可能是由以往的政治科学家引入的，这有可能使它们获得敬重；或流行话语会迷上某个名称，因为它揭示出政治景观中令人感兴趣的特点。今天的政治科学家，尽管如此偏爱民主政体，居然会认为普通人的政治语言对于理解政治没有价值，这颇值得玩味。例如，在听到执行官获得了“魅力超凡”的赞扬时，这不仅是一种需要解释的现象，也是一种需要进行评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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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政治科学家不应当高估形式分析的可能性。执行官的一个顽固的本质就是非正式的权力，它比任何定义所能预见或加以条理化的权力都要大，研究这种现象可以成为治愈行为主义或其他方法论痼疾的一剂良药（不过最好是病人知道自己有病）。就一个君主和他的荣耀而言，并没有多少东西可以让计量专家清点出来。执行行为的寥寥无几的规则，恰恰因为它们是体系化的，所以只适用于相互竞争中的平庸表现。在现代政治中，执行官代表着独一无二的、个性化的和特殊的因素。凡是不承认这些性质，一味坚持清点、合计和形式化的科学，都不可能理解执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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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政治科学家不应相信民主政体是惟一的政体。做一个有头脑的民主派，必须能够拿它的优劣同另一些政体的优劣进行比较。引用温斯顿·丘吉尔的妙语——民主是一切政体中最不坏的政体——是不会让政治科学家满足的，这尤其是因为丘吉尔本人思考过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实际比较各种政体，才能认识到现代民主政体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打了折扣的民主，是一种混合政体。尤其是在存在着执行权的情况下，政治科学不应当对蒙昧时代君主政体受到的崇敬大惊小怪，也不应当对它出没于我们中间感到诧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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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执行官想有出色的表现，是应当受到科学的训练，还是应当在“励志学校”里学习，数年前这仍然是个问题。如今已经很清楚，胜出的是商学院及其手法：执行官已经专业化了。专业化意味着集团化。今天的执行官是由顾问包装、由官僚机构包围着的，所以他渴望重温旧梦，按自己的想法亲自做点儿什么。这是藏在他灵魂中的马基雅维里。他要单打独斗——既然他是位于顶峰的总统。在这顶峰之上，总统一枝独秀，是因为他孤身一人；他孤身一人，是因为他一枝独秀。换言之，把孤身一人混同于独特性，把独特性混同于优秀，是一种幻觉。孤身一人的欲望能被误解为获得超凡魅力的欲望——后者其实恰恰是它的对立面：是获得大众追捧的欲望。但是，假如我们的研究有一个清楚的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对执行权的得到公认的需要，等于认可了对优秀品质的需要。这方面的所有权威都证实，不依靠一个至少部分地处在法律之外、不被体制的解释所左右的执行官，任何法律或体制都不能确保它所要求的行为。不会自动执行的因素不管是什么，它只存在于优秀品质的王国。那么，优秀品质是什么？你们会问。它大概是灵魂的完美——如今这是个不轻松的想法，然而也是个能够激励人心、振作精神、恢复健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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