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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的解释是这样的。在中国，唯一能够发出命令派出如此规模宏大船队的人只有皇帝本人。皇帝身边的臣子——就像欧洲皇帝和国王身边的人一样——对这些耗资巨大的船队的远洋航行是否有价值产生了质疑，甚至怀疑远洋航行只是在浪费国家财力。1433年，朝廷中反对继续派遣船队进行远洋航行的势力占据上风，皇帝也就没再颁布圣旨，继续派出船队进行远洋航行，第八次航海因此未能实现。不仅如此，皇帝还下令关闭了造船厂，禁止船只驶出海港，在海洋上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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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国王们时而也会做出类似的决定，禁止耗费巨资来组建昂贵的船队。不同的是，欧洲有好多国王。而在中国，只有一个皇帝。只有那个唯一的皇帝有权决定，并颁诏停止宝船船队继续航海。这一决定的意思很明确，中国的远洋航行就此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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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来做个比较，看看与中国的宝船船队突然终止继续远洋航行相比，欧洲的航海探险情况有什么不同。欧洲大陆被分割成多个国家，有数十个诸侯、国王和皇帝，他们都有权决定组织船队，进行远洋探险。哥伦布是意大利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弄到三艘船，向西方航行，穿过大西洋到达亚洲。意大利的诸侯们对他说：“你是个疯子。”随后，哥伦布请求一位法国公爵为他提供船只，这位法国公爵说：“这真是荒唐透顶！”哥伦布下一个请求的对象是葡萄牙国王，葡萄牙国王笑而不语。哥伦布又跑到一位西班牙公爵那里，西班牙公爵说：“多么愚蠢的想法呀！”哥伦布又跑去游说西班牙伯爵，西班牙伯爵尖叫起来：“这简直是挥霍宝贵的黄金！”哥伦布只好又去请求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希望他们能为他提供船只，这是哥伦布的第六次游说。起初，西班牙国王和王后听了哥伦布的想法后也拒绝了。但是，哥伦布并不想放弃，还要继续向他们阐释自己的想法，请求他们的支持。当哥伦布又去找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时候——也就是哥伦布的第七次游说，他们终于松口了，答应给哥伦布三艘小船。后来的结果我们都很清楚：靠着这三艘小船，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他返航回到欧洲，把他的经历公诸于世。在哥伦布之后，西班牙派出了其他的船队，其他的欧洲国家也派出了船队，航海探险。有些船队在新大陆发现了金子和银子。从此，一大批欧洲探险者涌向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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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欧洲大陆上多个国家并存的局面为哥伦布提供了机会，他可以向许多公爵、伯爵或国王请求支持。也就是说，欧洲大陆多国并存的局面予以那些想成为探险家和发明家的人们许多机会，让他们更有可能获得支持。相反，由于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在中国就只能向一个人请求支持——皇帝。假如中国的皇帝答应了，那么中国的探险家必定会得到很大的支持；假如中国的皇帝拒绝了，那么中国的探险家就不会再有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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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解释，说明为什么中国没有做到开拓世界并征服世界，而欧洲做到了。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在最近的这两千年里，绝大多数情况下处于一个政权统一的状态；但是欧洲在历史上从未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甚至像奥古斯都、查理曼大帝、拿破仑和希特勒这些在军事和政治方面都堪称天才的人物都没能将欧洲统一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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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容易形成统一的国家，而欧洲不具备统一为一个国家的条件。给出如此结论的理由就是：地理。欧洲的半岛、山脉、岛屿以及河流，这些地理因素使得欧洲被分割成许多具有不同政治体系的部分。中国缺少半岛、大的岛屿，没有横亘在中心的山脉以及辐射状流淌的河流，这些地理因素使得中国易于形成并保持统一的政治体系。统一的政治体系有时会带来有利条件，有时则会成为不利因素。统一的政治体系带给中国的影响是，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一条主线上前后摇摆着向前发展。但是对于欧洲来说，几十个国家里的数百个诸侯意味着可以有几百次或者至少数十次尝试。纵观历史，欧洲最终会在有些国家出现成功的发明家或探险家，随后其他国家会效仿成功者，在中国则不然。中国历史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历史，而欧洲历史则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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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来谈谈，今天的中国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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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让我们先来明确“国家影响力”这个概念。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一个国家消费的资源总量，或者说，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总量——是两个变量的结果。国家影响力等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乘以人均消费率或者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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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大人口数量的国家。眼下，中国人均消费率和生产率还很低。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迅速，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大国之一。假如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率标准，那么意味着，中国巨大的人口数量将使得全球石油消费总量翻一番。但是，尽管现在中国的石油消费还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全球石油供应已经出现竞争。假如中国人均金属耗量也赶上发达的标准，那么全球金属耗量也会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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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今在某些方面已经是全球最大或者第二大消费国或者生产国。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钢材、水泥、电视机以及水产养殖品的生产国；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学肥料消费国，是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释放国，第二大热带雨林木材进口国，第二大农药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电力生产国，第二大能源和石油消费国。全球鱼类和海产品消费中的三分之一是在中国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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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罗列的这些都是事实，虽然今天中国的人均消费率和人均生产率依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标准。假如中国赶上发达国家的消费率和生产率，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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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业已遭遇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污染问题。在中国受到污染的空气和粉尘被吹到朝鲜、日本、加拿大和美国。中国的机动车数量爆炸式增长。在中国，空气质量和饮用水质量非常差。中国的海洋受到污染。中国还遭受着严重的土壤侵蚀。中国北方已出现了严重的缺水现象，一些大的河流在有的季节里会出现断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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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在中国这个庞大的统一国家里发生的一些糟糕的事情。无论何时，当意大利政府做出一项错误决定的时候，都会伤害到6000万意大利公民。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做出一项错误的决定，将伤害到13亿多人民。有时候，中国的某些决定是明智的。例如，中国政府很快就采取措施，一年之内去除汽油中的铅，而这一决定在美国用了10年的时间。1998年，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砍伐原始森林。然而，中国政府也曾出现过一些可怕的失误，例如一度忽视企业污染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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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中国的历史曾经一直处于前后摇摆状态。它曾先后派出七支宝船船队进行远洋航行，但又一下子全部停止了远洋航海活动。时至今日，中国依然处于变化莫测的状态。结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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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个人的推测是，意大利和美国实施的民主制度要比中国的制度更为稳定。当美国人民或意大利人民考虑民主政府正在做的事情是否可行的时候，我们都很容易对民主变得厌恶和悲观。但是，让我们记住温斯顿·丘吉尔所说的话。当有人向丘吉尔说民主是一个柔弱的、优柔寡断的政府形式的时候，丘吉尔的回答是：“是的，除了我们已经尝试过的所有政府形式之外，民主的确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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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我给出的推测是，中国当前还在追赶欧盟或者美国。但是，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都会看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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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 第四章 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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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及国家经历危机，通过个人或国家做出有选择的改变，这些危机可能会成功得到解决，也可能无法解决。关于如何解决个人危机，我们可以找到大量的书籍和文章。解决个人危机得出的结论对于解决国家危机是否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国家危机又有哪些与个人危机不同的特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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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明清晰地说明个人危机与国家危机之间的差异，我先讲两个故事。在我能够回忆起的最早的童年记忆中就有“椰树林夜总会大火”（Coconut Grove fire）这件事。发生“椰树林大火”的时候，我刚满5岁。1942年11月28日，波士顿一家名字叫“椰树林”的夜总会里挤满了人。突然间，在夜总会里发生大火，唯一的出口也被烟火堵住了。夜总会里有492人被活活烧死，或因吸入大量烟尘致死，或因踩踏而死。在波士顿的医院里，人特别多，拥挤不堪——到处都是大火造成的烧伤病人和危重病人。除此之外，还有因火灾而产生心理上和精神上病痛的患者：罹难者的亲属们在精神上备受煎熬，想着他们的丈夫、妻子、孩子或者兄弟姐妹的惨死，不禁悲痛欲绝；火灾的幸存者们则受到了巨大的精神创伤，内心充满负罪感，因为他们自己还活着，而曾经跟他们一起在“椰树林”夜总会里的那几百号人却都死去了。那天夜里直到22点15分，所有在“椰树林”夜总会的人都还安然无恙，正在欢度感恩节的周末，观看橄榄球比赛，享受战时的假日。而到了23点，在“椰树林”夜总会里的大多数受害者已经死去，这一刻注定成为逝者亲人的人生转折点。亲人们失去了他们生命中至关重要的成员，他们的生活被打乱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折。他们自己还活着，而他们心爱的人已经死去，这些想法令他们产生负罪感。他们不再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在这些罹难者的亲属和这场火灾的幸存者中间，有一些人终生处于精神创伤的煎熬之中而无法自拔，或者遭受着身体残疾带来的痛苦，有的人甚至选择了自杀。然而，大多数失去亲人的亲属和火灾的幸存者在经历了最初数周因无法接受失去亲人的现实而痛苦万分之后，开始了漫长的恢复过程：重新审视生存的价值，重新规划他们的生活，他们逐渐发现，生活并不是被彻底摧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再次结婚。尽管如此，甚至对于那些身心都恢复得最好的人们来说，他们在“椰树林夜总会大火”事件过去几十年之后形成的身份当中依然摆脱不掉它所带来的心理阴影，而危机之前的身份则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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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人危机的一个极端案例。现在，再来说说国家危机的一个案例。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生活在英国。当时，英国正在经历着一种缓慢的国家危机。其实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我还是我的英国朋友们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危机正在形成。那个时候，英国在科学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拥有丰富的文化历史，而且是显得傲慢的、具有英国特色的文化历史；英国当时依然享受着财富、帝国以及主宰世界的泽慧。遗憾的是，英国也开始出现了经济疲软现象，曾经的大英帝国逐渐瓦解，失去了霸权地位，在欧洲的主导角色受到冲击，长久以来的阶级差异问题仍未得到解决，移民潮问题又接踵而至。1956年至1961年间，英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到了最为严峻的关头：英国报废了所有剩余的战舰，经历了本国第一次种族骚乱；同时，在苏伊士运河危机过程中，英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世界强国独立采取行动的能力。这些冲击引发了英国人民和政治家关于英国身份和角色的激烈争论。50年后的今天，英国的自我形象就是一个新自我和旧自我的拼合体。英国摆脱了帝国的局囿，加入欧盟，成为一个较为宽容的多民族社会，实施福利国家制度，并通过由政府开办教学质量上乘的学校来减少阶级差异。虽然现在的英国依然属于富裕国家，但它却再也没有重新获得它的世界海上霸权地位和世界经济的主导地位。尽管如此，英国依然实行君主立宪制下的议会民主制度，在科学技术方面依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英国依然保留自己的货币——英镑，而没有使用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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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故事勾勒出这一章的主题。危机以及改革的压力摆在人民面前，摆在各级各类团体面前，从个人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出现危机可能有各种情况。危机可能源自外部压力，诸如被配偶抛弃或者丧偶，或者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威胁。危机也可能源自内部压力，诸如发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变化，或者一个国家的经济发生改变。要想成功应对这些源自外部的压力和源自内部的压力，需要做出选择性的改变。国家和个人都需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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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危机而言，以上提到的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相似的地方。但是，二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比如说，个人危机常常能够很快得到解决。国家危机牵涉到包括领导权、集体制定决策等问题，这些都不会出现在个人身上。而且，国家危机还可能会涉及暴力革命或者和平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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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先来谈谈个人危机。在我们的一生中，绝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至少一次严重的个人危机，也就是说，在某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面临着一个挑战，而我们采用惯常的办法却难以应对它，我们对自己的身份、核心价值和世界观都产生怀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个人危机一般不会像“椰树林夜总会大火”事件那样，出现在报纸的头条，但是，对于当事者来说，这种危机犹如天崩地裂。最为普通的个人危机主要是人际关系问题，如夫妻离婚或者亲密关系破裂。另外一些造成个人危机的常见原因有：亲人或爱人离世；由于自己或者亲人、爱人被确诊得了严重疾病而对未来产生怀疑，对世界的公道性提出质疑；工作上出现的一些事情，如被解雇或者退休；主要经济来源受到阻滞；或者是中年危机，认为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已经逝去，还要在余生中努力奋斗来继续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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