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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生愤怒的贫穷国家的公民们并没有存心想让我们生病，他们身上携带的传染性疾病只是由于他们缺少应有的医药保障而造成的无意识结果。另外，这些人从贫穷的国家移民到富裕的国家，这的确是有意所为的行为，但并不是想要伤害我们。许多贫穷国家的政府正在努力改善其公民的生活状况，但是这些国家的公民们心里清楚，这些努力还要很多年才能产生效果——如果说真能够产生效果的话。贫穷的人民不想等上几十年，他们现在就想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享受安全、健康的生活，拥有同等的机会，结果便出现了不可阻挡的移民潮。在美国，移民潮的主要来源是中美洲和南美洲，以及索马里、亚洲。在西欧，移民潮的主要来源是非洲、东欧和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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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国家的人民移民到富裕的国家并不是有意要伤害我们。他们的动机只是要改善他们自己的境遇。非法移民们除了带来问题外，也带来了利益。但是，他们的确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在美国、西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富裕国家，非法移民已经成为备受争议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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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这些贫穷国家的确有些人因为嫉妒、气愤或者深感绝望而做一些专门伤害我们的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成为恐怖分子，或者支持其他人成为恐怖分子。恐怖分子对我们构成了很大的威胁，带给我们很大的伤害。他们的恐怖行为包括驾驶飞机撞毁我们的楼房，在我们的火车站引爆炸弹以及在马拉松终点线放置炸弹；他们绑架并杀害旅行者和游客；他们劫持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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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事情——疾病、移民以及恐怖主义——都是国家不平等的直接结果。疾病传播和移民潮从根本上来说是无法阻止的，而终结恐怖主义则是极其困难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贫穷国家的人民会继续患上疾病，继续移民，并且继续成为恐怖分子或者支持恐怖分子，直到国家财富差异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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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之外，还存在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这在美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正在扩大的问题：美国占人口1%的最为富有的群体所占财富的比率还在逐渐增长。相比于美国，欧洲国家的内部财富差异较小，但是依然还是一个问题。当富裕国家的公民们变得心生嫉妒、愤怒或者感到绝望，除了最终暴动之外，他们可能看不到一点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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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洛杉矶生活了48年，这期间，这座城市中最贫困地区的人民发生了两次暴乱。你们可能听说过这两次暴乱的名字：瓦茨暴乱（Watts riots）以及罗德尼·金暴乱（Rodney King riots），或称洛杉矶暴乱（Los Angeles riots）。总体上说，这些暴乱主要集中在洛杉矶最贫困的地方。一些穷人伤害甚至杀害其他穷人，抢劫和烧毁其他穷人的商店。但是，在最近的罗德尼·金暴乱中，洛杉矶富人区的居民们——比如生活在贝佛利山庄的人们——有理由感到害怕，担心这些贫穷的暴乱者们不会只在贫穷地区发动骚乱，他们可能还会把骚乱带到富人区，抢劫和杀人。贝佛利山庄的警察们能做些什么来保护贝佛利山庄的公民们免受人数众多的暴民的伤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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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贝佛利山庄的警察所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他们能做的事情无非是在贝佛利山庄的主要街道拉上黄色塑料警戒带，警告暴民们不要踏进贝佛利山庄里来闹事。很自然，假如暴民们真的想要冲进贝佛利山庄，黄色塑料警戒带是阻挡不住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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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罗德尼·金暴乱结束了，愤怒的暴民们并没有对富人区进行大规模的冲击，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富人身上。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假如美国国内财富差距继续加大，必然会在洛杉矶以及美国其他城市引发更多的暴乱。假如这些情况发生，暴民们在暴乱期间，最终会冲过黄色塑料警戒带，将他们的愤怒发泄在美国富裕的人群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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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把国家之间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视作第二大最严重的世界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期望30年后会有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这是不可能的——甚至都不可能有一个和平繁荣的美国——除非我们能够缩小不平等。这些世界问题改变了对外援助的宗旨，也改变了在美国国内旨在缩小不平等的一系列项目的宗旨。对外援助以及那些为了缩小不平等而规划的项目曾经被认为是富裕国家和富人所做的高尚无私的慷慨行为。今天，它们不再只是慷慨行为。对外援助和缩小不平等的项目也是富人和富裕国家为了保持富裕以及和平生活而采取的自私的自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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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减少不平等问题，我们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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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答案是：增加并改善富裕国家给予贫穷国家的对外援助项目，强化并改进国家内部的社会项目。这些项目是出于好意的，但是它们的结果常常是令人失望的。钱款被浪费掉了，贫穷和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些成功的对外援助项目，如以色列援助项目；并且在美国国内以及其他国家内部，也成功地进行了一些社会项目。我们还不很清楚，为什么一些出于好意的对外援助和社会项目成功了，为什么其他同样出于好意的项目却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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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需要加大投资并加深了解的是公共健康项目。在公共健康上花费一点钱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利益。但是，可供公共健康项目使用的资金数额是有限的。哪些才是使用那笔有限的资金的最有效方法？例如，疟疾是热带贫穷国家最严重的两种传染性疾病之一。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以及其他基金会和政府，在非洲设立了控制疟疾项目。一些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拥有油田的石油公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设立了控制疟疾项目。但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怎么花这笔钱款才能够达到控制疟疾的最理想效果。应该将控制疟疾的钱款花在购买杀虫剂浸渍过的床帐上，以便人们能够睡在这种床帐之下？应该投资创办廉价的卫生健康诊所，用少量的资金培训卫生健康工作者——而不是花大价钱培训医生——来管理抗疟疾药品？是否应该在住房里喷洒杀虫剂？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更好地了解公共健康经济，以便对公共健康做出合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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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弄明白如何处理会更好，那就是移民问题。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其他一些富裕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解决非法移民试图乘船或者通过陆路入境。我们应该在船只靠岸之前拦截船只，以免船上的人踏上我们的国土，申请难民身份？我们应该采纳澳大利亚曾经尝试过的政策，将船上的人送到令人不快的拘留中心？那些远在阿富汗的准难民们听说过澳大利亚拘留中心的恶劣条件吗？他们听说过这些事情便会真的放弃移民的打算吗？在加利福尼亚，我们现在争论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让那些我们已经接收的非法移民们接受教育，让他们获得驾驶执照？我们是否应该自己放下架子接受他们进入到加利福尼亚社会之中？或者相反，我们是否应该拒绝他们得到驾驶执照，随后拒绝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也就是说，一旦非法移民成功到达意大利或者美国，我们应该如何处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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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一章里要谈论的这三个方面问题的最后一组是：对于人类来说极为重要的环境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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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资源对于人类是至关重要的，这里举一个例子：鱼类。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人都喜欢吃鱼。一些鱼生长在水产养殖场。任何人想要得到这些水产养殖场里养殖的鱼，都必须向养殖场主付钱，购买养殖场主饲养的鱼。但是，野生鱼类并不属于任何人。野生鱼类是自然的产物。渔民打鱼不需要向自然付钱，人们可以免费捕捞野生鱼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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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成年的野生鱼类繁殖和生产幼小的野生鱼类。只要野生鱼类的出生率高于被捕捞的比率，渔业就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渔业是我们称作可持续发展的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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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一位外星来客从太空来拜访欧洲，他很快就会发现，欧洲人喜欢吃鱼。他还会发现，欧洲人建立了一个组织，叫欧洲联盟，致力于发展欧洲人民的共同利益。这位外星来客或许从太空生活中早已熟悉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原则。这样，这位外星来客由此做出预测：可以肯定地说，欧洲渔业政策就是确保渔业可持续发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欧洲人民始终有足够的鱼肉摆上餐桌，并且鱼的价格不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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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几十年，欧洲的鱼价上涨幅度很大，因为，由于大量的捕捞，野生鱼类的存量已经到了崩溃点。例如，鳕鱼曾经数量巨大，价格便宜。但是现在，鳕鱼渔业已经崩溃了，鳕鱼价格不再低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是因为，确保欧洲渔业能够可持续发展并不是欧盟的政策。相反，欧盟斥资补贴过量的欧洲渔船，捕捞过量的鱼。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鱼价飙升。这种做法对于欧盟的公民不利。为什么欧盟要采取这种有害于自身的渔业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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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欧洲伤害自身的渔业管理，有一个具体的例子，涉及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欧洲人喜欢吃这种鱼，日本人也喜欢吃，他们喜欢把这类鱼做成寿司吃。结果，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鱼。目前，一条大个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在日本寿司市场的卖价为130万欧元。这真是特别有价值的金枪鱼。但是，即使是一条普通大小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售价也要11000欧元。看着地中海蓝鳍金枪鱼如此昂贵，那位天真的外星来客一定会预言：既然如此，地中海国家定会用心管理地中海蓝鳍金枪鱼的渔业，这样才不会产生渔业崩溃。事实上，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渔业已经由于过度捕捞而濒临崩溃。所以，按照当前的速度，它会在五年内崩溃。为什么地中海国家在犯着这种自杀式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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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这些有关渔业的例子——特别是地中海蓝鳍金枪鱼渔业——是我提出的三组问题中的第三组也是最后一组问题的突出例子：可再生自然资源的管理。可再生自然资源不仅包括渔业，还包括森林、土壤以及淡水。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从前，所有人类社会都依赖可再生自然资源，可再生自然资源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诸如食物、木材、纸张、农业和水。除了提供这些我们用来消费的东西之外，自然资源还为我们提供不是用来消费的东西，即生态体系服务。也就是说，生态体系从根本上为我们提供了干净的水而不是脏水，干净的空气而不是不洁的空气，肥沃的土壤而不是贫瘠的土壤。河里的水之所以健康，是因为有水生植物和微生物，以及生长在河流两岸的森林。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生态体系服务，净化我们的水和空气，保持我们的土壤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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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无偿的生态体系服务的经济价值，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洁净水对于美国纽约城的经济价值。纽约市饮用水的主要来源是从附近叫做卡茨基尔山脉（Catskill Mountains）流出的溪水。但是，从卡茨基尔山脉流出的干净的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逐渐减少，因为人们不停地砍伐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而这些森林起到使纽约市饮用水保持洁净的作用。因而，纽约这座城市考虑建造一座净化水厂，来净化提供给纽约市的饮用水。但是，建造净化水厂一定会花费数十亿美元，还必须投入更多的资金用在每年的运营上。随后，有人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为什么不将钱支付给卡茨基尔山脉的土地拥有者以便他们不再去砍伐树木？研究结果证明，纽约市为买断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所有权而支出的费用比建造一座巨大的净化水厂要少。除此之外，净化水厂每年还要花费巨资来运营，而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会自己生长，并不需要纽约纳税人花钱。所以，纽约市决定把钱花在卡茨基尔山脉的森林上而不是花在建造一座净化水厂上。这件事说明，自然无偿地为我们提供生态体系服务，而人为保持这一体系却要花费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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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出于利己主义的考虑，人类应该用心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但是，前面提到的地中海蓝鳍金枪鱼以及从更大的范围上谈论的欧盟渔业等例子告诉我们，人类很难做到可持续地使用自然资源。在世界各地，由于过度开发，渔业、森林、土壤、可用淡水以及其他可再生自然资源正在减少。历史上，许多社会的衰落与它们对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管理不善不无关系。在那些以往衰落了的社会当中不乏一些在它们所处的那个地区最发达和最强大的社会，比如位于东南亚的高棉帝国以及位于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玛雅文明。另有一些社会，尽管由于其他丰厚的自然资源而没有衰亡，但却由于过度开发其自然资源而在经济上受损。例如，古罗马时代的摩洛哥——信不信由你——曾经是建造罗马帝国所用的巨大原木的主要供应商。今天的摩洛哥在林业上已经不再位于世界前列，因为它从前的森林已经被砍伐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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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渔业以及其他自然资源过度开发问题经常被认为主要是人口问题。世界人口数量在增长。人口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对鱼类、水以及土壤更多的消费。所以，许多美国人和欧洲人说：资源管理的世界性问题不应归因于我们美国和欧洲。相反，这些问题主要归因于那些人口增长率高的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贫穷国家。例如，在卢旺达这个极其贫穷的非洲国家，一个家庭里常常有八个孩子。结果，卢旺达的人口一直在增长。相反，意大利的出生率低下，假如没有移民，意大利的人口将会是在缩减。所以，人类资源管理的世界性问题主要是那些出生率高的贫穷国家造成的，而非我们这些出生率低的富裕国家。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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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绝对不正确。我这么说的理由是，人口数量并不是控制资源消费率的唯一因素。相反，资源消费率是两个因子的乘积：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乘以这个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比如树木、石油或者金属。西欧、美国以及其他富裕国家的人均资源消费率是贫穷国家人均资源消费率的32倍。对世界资源构成的危险并不是来自那些1000万卢旺达人的人口增长率，而是来自我们3亿美国人和8亿欧洲人的消费率。因为欧洲人的资源消费平均比非洲人高出32倍以上，甚至意大利的6000万人口，其消费率已经是10亿非洲人的总消费的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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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需要哪些最新信息来解决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管理问题呢？一个途径是，解决渔业和其他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生物和物理问题。但是，资源管理的其他必要途径都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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