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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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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理学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读书和学习，人人皆可成为圣贤，而圣人不过是肯用功学习的常人。毛泽东毕生提倡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他正是一个酷爱读书的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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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9月27日晚，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我是中了书的毒了，离不开书。”他指着周围书架及书桌上的书说：“这是‘稼轩’（按，指《稼轩长短句》），那是《楚辞》。”于是在座的大家都站起来，参观毛泽东的各种藏书，田中角荣感慨道：“今天使我感到，不能借口忙就不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才好。”毛泽东这时便说：“没有什么礼物，把这个（朱熹《楚辞集注》）送给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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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中角荣后来回忆道：毛泽东这是借屈原的例子，含蓄地把美日关系比作秦与楚的关系，从而提醒我日本不要被美国所绑架。与美国混在一起，最终吃亏的还是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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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心学的创始人王阳明主张“六经皆史”，史即“事”也，人只有通过劳动、行动和做事才能表现他自己，空谈误人，空谈误国。毛泽东的《实践论》继承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他毕生倡导“实事求是”，他是个辛勤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息的湖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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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湖南又以“湘军”闻名。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左宗棠平定了新疆，民国初期的湖南才子杨度，曾做《湖南少年歌》道：“我家数世皆武夫，只知霸道不知儒。”“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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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其实是个“兵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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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长期文武分治，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级是个动脑不动手的阶层，而这种风气到了近代湖南方才为之一变。曾国藩的追求是“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而毛泽东则将此发展到极致：以思想和学问治军，将战争升华为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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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独立的自由思想，不磨的斗争志节，培育了“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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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是湘江边的一座大山，韶峰高达两三千米，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韶山绵延20里长，如水流泻地，故名“韶山冲”。韶山的落脉处是一座树色苍茫的小山，叫“韶山嘴”，一条清澈湍急的泉水，经韶山嘴，弯弯曲曲，向东南奔去。在韶山嘴的对面，就是山水环抱的南岸，那里有一栋半瓦半茅的青色房屋，叫作“上屋场”。那时，在这所房子里住着两户人家，以堂屋的正中为界，一家姓毛，一家姓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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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与周，不分家。日后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那个属蛇的孩子，就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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韶山毛氏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明初征伐云南的时代，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韶山毛氏的始祖太华公，因为军功，由云南澜沧封官入湖南。而至今云南澜沧江畔，还有一个村子叫“毛家湾”，据说那里就是韶山毛氏的起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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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字顺生，号良弼，生于1870年。他当过兵，是个勤劳节俭、吝啬苛刻的富裕农民。毛泽东对这个专制的家长缺乏好感，以至于“文革”期间，他曾经这样幽默地说：我的父亲如果活在今天，也许就要坐“喷气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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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母亲文氏，1867年生于湖南湘乡四都唐家坨，此地与韶山冲相距十余华里，仅一山之隔。因在家中排行第七，小名叫文七妹。她没有念过书，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她没有自己的名字，直到1966年，到韶山串联的红卫兵质问韶山毛泽东故居解说员高菊村说：“毛主席在与斯诺谈话时，明明说过自己的母亲叫文其美，你怎么能说毛主席的母亲没有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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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母亲是有自己的名字的，而文七妹只是她的小名。1936年，毛泽东与初访保安的埃德加·斯诺谈话时的翻译黄华是河北人，因南北口音的不同，黄华遂把毛泽东母亲的小名翻译为了“文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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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母亲的真名叫文素勤。1939年，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时，根据共产国际的要求，曾分别为自己和毛泽东填写了一份详细的履历表，而在母亲姓名一栏里，填写的就是“文素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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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家家境小康，因为祖先葬在韶山冲，每年总要祭拜扫墓，就想在当地找个落脚点，于是，便将文素勤许配给了毛贻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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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母亲善良、宽厚、美丽、智慧，长着中国女性最羡慕的梨子形脸庞和佛陀一样感人的眼睛。哲学家梁漱溟初识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即为他俊美的形象所震动，称其“貌如妇人好女”。的确，毛泽东的相貌主要是遗传了母亲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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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诞生之前，文素勤生下了两男两女，但是，长子、次子和两个女儿都不幸夭折了，这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毛泽东刚刚出生，母亲便抱着襁褓里的婴儿，拜韶山龙潭前的一块巨石为“干娘”，并当即发愿：为保此子平安，立誓从此食素，永不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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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巨石名为“观音石”，从此，毛泽东有了乳名“石三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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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虔诚的儿子便一步一叩首，上南岳衡山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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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而且这种新儒学中更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而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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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中期以来，中国便渐次消灭了贵族、门阀势力，于是，读书学习、立志成为“圣贤”的士大夫阶级，便成了社会的楷模和治理者。而随着士大夫这个阶级的腐化，明代的王阳明开始倡导从最基层的百姓身上去寻求“良知”的根源。正是这种“人人皆有良知”的思想与“众生平等”的信念相结合，最终开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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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所说的“觉悟”便是“致良知”。当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之后，他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和呵护，从而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蛮夷之众虽然语言不通、不知礼仪，但却有着淳朴善良的胸怀；他认识到，“天理”不应从外在讲求，因为“天理”就在基层人民群众的心中，追求“天理”，就是发现基层人民群众宽广善良的胸怀，而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龙场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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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自身的觉悟，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觉醒和转变，毛泽东本人无疑也经历了与王阳明相类似的精神转变。当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被蒋介石赶出城市，打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之后，他们同样被基层贫困人民群众的良知所打动。于是，觉悟发生了，转变发生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认识到：“天理”与“人欲”不是对立的，实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与愿望，这便是追求和实现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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