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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巨石名为“观音石”，从此，毛泽东有了乳名“石三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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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她甚至希望自己的儿子舍身为僧。母亲虔诚的信仰对毛泽东影响巨大，毛泽东少年时代，文氏得了重病，于是，虔诚的儿子便一步一叩首，上南岳衡山拜佛，以求母亲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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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深刻的传统中诞生，这种传统包括在湖南兴起的新儒学，而且这种新儒学中更融合进了强烈的佛学因素。这就特别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不同。朱熹认为，每个人通过刻苦读书便可成为圣贤，因此，他方才说“满街皆是圣人”。而王阳明则因为受到佛学的影响，转而认为劳动、做事就是修行，而那些毕生辛勤劳动的人就是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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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唐代中期以来，中国便渐次消灭了贵族、门阀势力，于是，读书学习、立志成为“圣贤”的士大夫阶级，便成了社会的楷模和治理者。而随着士大夫这个阶级的腐化，明代的王阳明开始倡导从最基层的百姓身上去寻求“良知”的根源。正是这种“人人皆有良知”的思想与“众生平等”的信念相结合，最终开辟了中国历史前进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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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学所说的“觉悟”便是“致良知”。当王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之后，他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关怀和呵护，从而使他深深地认识到，蛮夷之众虽然语言不通、不知礼仪，但却有着淳朴善良的胸怀；他认识到，“天理”不应从外在讲求，因为“天理”就在基层人民群众的心中，追求“天理”，就是发现基层人民群众宽广善良的胸怀，而这就是“致良知”，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龙场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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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场悟道”既是王阳明自身的觉悟，也是中国文明的一次觉醒和转变，毛泽东本人无疑也经历了与王阳明相类似的精神转变。当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被蒋介石赶出城市，打入中国的穷乡僻壤之后，他们同样被基层贫困人民群众的良知所打动。于是，觉悟发生了，转变发生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认识到：“天理”与“人欲”不是对立的，实现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需求与愿望，这便是追求和实现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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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毛泽东又说了一段极有“阳明精神”的话，他现身说法，讲述了自己转变、“悟道”，从基层人民群众身上发现“良知”与“文明”之根本的过程。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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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生平等，卑贱者最聪明，劳动者是最高贵的人，毛泽东青年时代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批注说，“小即大”，“上即下”，“我即宇宙”，“万即一”，“我是极高之人，又是极卑之人”。后来他又说，“六亿神州尽舜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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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光明”，皎洁如新月。在毛泽东那里，干净不干净，不是看表面，而是看良知，从这个角度说，革命，也便是“致良知”，面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群众，革命者需要一场洗心革面的、根本性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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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曾经说：父母即佛，心外无佛。而毛泽东后来则说：人民是我们的观世音，共产党人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而毛泽东所说的“群众路线”的根底，也就在“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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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像母亲所期望的那样做和尚，而是成了革命家。1936年，他曾对斯诺这样说：“我成为一个革命者，就是受到我母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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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7岁的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从韶山出发，去邻县湘乡就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父亲阻挠他，甚至逼迫他交出因为去湘乡上学而“误工”的工钱，而母亲支持他，于是，文家的亲戚帮助他筹措了这笔“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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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毛泽东把一首诗悄悄夹在了父亲精心保管的账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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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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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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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是西乡隆盛的诗。西乡隆盛，被称为日本乃至世界上“最后一个武士”。实际上，这本是一位日本高僧的诗作，西乡隆盛只是抄写了它。而毛泽东却把这首诗改了一个字，即把学不成名“死不还”，改为“誓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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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精心保管的那个账本留了下来，1968年被定为“绝密”资料，长期被封存于韶山纪念馆文物保管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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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账本详细记录了毛家的收支情况。1921年2月，毛泽东率弟弟和妹妹离家投身革命后，韶山家里的房屋和20亩水田即由其外婆家和毛震公祠代管，账本的记录显示：由于苛捐杂税极为沉重，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家已经欠银4739元，即使将家产全部卖掉，所得也只有3380元，仍背负着1359元的债务。因此，韶山土地改革之前，毛泽东家实际上已经沦为赤贫，而毛家在土地改革时被划为“富农”、毛泽东出身“富农”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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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湘乡人，他极为重视在湖南和湘乡推行“新学”，东山高等小学堂便是一所新学堂，而毛泽东则是这所学堂里唯一的湘潭人，他口音不同且衣着寒酸。但毛泽东入学时写的一首命题诗，却使举座皆惊，这首诗叫《咏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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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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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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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有“不动笔墨不读书”的习惯，在当时阅读的《新民丛报》关于“国家”问题处，留下了他如下批写：“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也，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也，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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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第一次讨论传统王朝与现代国家的区别，以及宪法与人民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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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东山高等小学堂只读了半年，便继续挑着他简单的行李，去了更远的地方——湖南省城长沙。那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受到革命的鼓舞，短暂地参加了新军，退伍后，他花了一块钱投考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学堂（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并以第一名的考试成绩被录取。在那里，他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而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早年唯一一篇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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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写于1912年上半年的作文里，毛泽东继续讨论了法律、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这就集中表现为人民不相信法律，因为法律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而那样的法律，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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