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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胜利不由斗争而得来，那种“无抵抗之成功，则必深厌之”，就好比下棋知道每局必胜，打猎已知每猎必获，如此一来，下棋和打猎还有什么乐趣可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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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这一段批注说：“此缘吾人有好变化、好奇之心。人不能有俄顷不变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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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当下之中国，并非缺乏读书人，中国的问题在于读书人头脑保守僵化，他们沉溺于固定的知识范式和程式中不能自拔。中国缺乏的也不是一般的知识，而是批判地对待知识的态度和求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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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所缺乏的不仅是智识与聪明，更是求变的热情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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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尔生把人类斗争的意志称为“抵抗力”。他说，正是通过抵抗外在的压力，人方才创造了崭新的自我与崭新的世界，故“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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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土地能自动长出庄稼，就无所谓农业；如果自然气候适应人体，那么就无所谓建筑；如果上天把一切都替我们准备好了，就无所谓人类文明；如果我们所居住的世界是仙境，那么，人类恐怕还处于蒙昧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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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我们居住的不是仙境，所以，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人类的意志力才得到发展，正如洪水使我们建造堤坝，火灾使我们改进建筑一样——正是抵抗严酷现实的斗争的意志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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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这一段旁，慨然批注说：“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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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之后，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一书中，正是从意志（即“抵抗力”）的角度阐释了毛泽东思想，并比较了中日两国在面对“西方冲击”时的不同反应。他以为，面对西方的冲击，中日两国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是“回心型”，而日本则是“转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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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转向型”，就是不经抵抗，顺流而下，顺应潮流；所谓“回心型”，则是通过增强自我的意志与“抵抗力”，通过不断改造自我、建设自我、重塑自我，而与潮流相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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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看来，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活动，人只有通过活动才能表现自己，实现自己。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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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之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故所谓为他人而著书，诚皮相之词。吾人之种种活动，如著书之事，乃借此以表彰自我之能力也。著书之时，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振笔疾书，知有著书，而不知有他事，知有自我，而不知有他人，必如此，而后其书大真诚，而非虚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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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人生的目的就在于将精神和身体之能力发挥到极至，欲达此目的，需以天地为舞台，以国家社会组织为凭借。从那时起，毛泽东便立志寻求这样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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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这种议论，使我们想起王阳明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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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知天”之“知”，如“知州”、“知县”之“知”，知州则一州之事皆己事也，知县则一县之事皆己事也，是与天为一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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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尔生又说，正是随着人类势力的增加，外界抵抗之减弱，所谓的“仙境”和“大同世界”终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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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泡尔生的这种看法，却是毛泽东不能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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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批注说：“此不然。盖人类之势力增加，外界之抵抗亦增加，有大势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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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随即便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宇宙的本源是变化，而变化的根源则在差别，没有差别，也就没有变化，而没有变化，就没有宇宙与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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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据此质疑佛教所谓“平等即无差异”之说：“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别比较而现，佛言泯灭差别，不知其于道德界善恶问题如何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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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根据就是差别，所以，没有差别的世界是不存在的。而这就意味着：所谓“大同世界”、“自由平等博爱之说”，就像泡尔生所谓的“仙境”一样，也都是不存在的，毛泽东说，与其说那是理想，不如说那是一种“谬误之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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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不平等、不自由、大战争亦当与天地终古，永不能绝，世岂有纯粹之平等自由博爱乎？有之，其惟仙境。然则唱大同之说者，岂非谬误之理想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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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所堪乎？吾知一入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多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相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相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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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令人深思，因为它无疑通向毛泽东晚年所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辩证法。但更重要的却是毛泽东在此所阐释的深刻道理——沉迷于安逸和宁静，是通向僵化保守之歧途，畏惧变化与斗争，乃是腐败堕落之征兆，不敢正视矛盾，则是陷入蒙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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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危机，也就丧失了契机。有“大势力”，必有“大抵抗”。只是在巨大的压力和危机面前，人类才能焕发出自我创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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