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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毛泽东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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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间非仅有人生一世界，人生之外之世界，必尚有各种焉。吾人于此人生之世界已种种经验之，正应脱离此世界而到别种世界去经验。人生不死，长性于此老旧之世界，无论无时代之变易则无历史之生活，其内容非吾人所能想象，即曰能之，永远经验一种生活，有何意味乎！倘以为死乃痛苦之事乎？是殊不然。吾人未有死之经验，如何知其有痛苦？且吾以理推之，以为死之事未必痛苦也。盖生死为两大界，两界之中间由生递嬗至死，其事当必至渐，其距当必至微。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当必如此，然则有何痛苦哉？吾尝推人之所以甚畏死者，非以其痛苦乃以其变化之剧大也。人由生之界忽然而入死之界，其变化可谓绝巨，然苟其变化之后，尚可知其归宿之何似，则亦不至起甚大之畏惧。今乃死后之事毫不可知，宇宙茫茫，税驾何所？此真足以动人生之悲痛者也。虽然，吾意不如此焉。人类者生而有好奇之心，何独于此而不然？吾人不常遇各种之奇事而好之乎？死也者，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何独不之好乎，无论其无痛苦，即有痛苦，此痛苦诚亦奇境，虽前途黑暗不可知，此黑暗不可知之世界，不诚又一奇境。或者乃惧其变化之巨，吾则以为可贵，于人生世界之内，向何处寻此奇伟之巨变，于人生世界所不能遇者，乃一死遇之，岂不重可贵乎？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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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亦吾有生以来一未尝经验之奇事也”。故死不足畏，而直面死亡，不过是直面一不可知之“奇境”；敢于直面“黑暗不可知”，也就是敢于直面宇宙的本源，就是敢于直面无穷尽的未知世界，这便是以包纳宇宙的襟怀，直面人生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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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不禁让我们想起毛泽东后来的那些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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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连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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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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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就是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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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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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得伟大，死得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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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况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这就是毛泽东24岁时的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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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认为，既然人的精神是由知识与理智、情感和意志这两方面构成，则知识水平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情感与意志能力的提升。而实际上鲁迅也表述过同样的观点：有知识的人，未必有意志。而且，鲁迅还曾这样自我剖白说，自己正是因为看事太细，所以不易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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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年毛泽东看来，理智与知识，不能脱离情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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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健全之精神，不仅需要追求知识，更需养成情感、锻造意志。欲求健全之精神，就需要使知识与意志紧密地结合起来。后来他更指出，这也就是使知识分子与劳动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劳动者受苦受难、不脱离生产活动，相对于知识者而言，劳动者的意志力往往更为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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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毕生手不释卷，但是他却认为：一个人并非学了点知识就可以称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使命也绝非把书读好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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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有知识的人更需要提升自己的素质，更需要培养自身的热情、信仰与意志。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劳动者固然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但知识者却更应该不断磨炼自身的意志，以保持旺盛的热情与坚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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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者，未必就有“觉悟”、能“觉悟”，而仅靠读书，并不能使人觉悟，“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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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少年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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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交流冬泳的体会，并留下了一席禅宗“棒喝”式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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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说：“冬泳好，因为天气很冷，在水里比待在岸上更暖和，还是在水里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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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闻之却摇头叹息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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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初，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一节，书中这样写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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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慨然批注说：“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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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更进一步阐述了知识与能力、觉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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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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