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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有知识的人更需要提升自己的素质，更需要培养自身的热情、信仰与意志。他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说，“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劳动者固然要努力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素质”，但知识者却更应该不断磨炼自身的意志，以保持旺盛的热情与坚定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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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识”者，未必就有“觉悟”、能“觉悟”，而仅靠读书，并不能使人觉悟，“死读书”可以造就各式各样的职业者，但它却绝不可能造就一大批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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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造就人类正义事业的接班人，就必须使青少年从小关心天下、宇宙、国家大事，就必须使他们“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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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5日，毛泽东与侄子毛远新交流冬泳的体会，并留下了一席禅宗“棒喝”式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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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远新说：“冬泳好，因为天气很冷，在水里比待在岸上更暖和，还是在水里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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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闻之却摇头叹息说：“你就喜欢舒服，怕艰苦。你就知道为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毛泽民）在敌人面前坚强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了多数人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下跪，乞求饶命？我们家许多人，都是被国民党、帝国主义杀死的。你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怎么能当‘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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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初，毛泽东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第35章“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一节，书中这样写道：“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本质差别的具体表现是：大多数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还低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水平，而大多数庄员（指集体农庄）的文化水平还低于农艺师的水平。如果要消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间的本质差别，就必须把工人和庄员的文化水平提高到工程技术人员和农艺师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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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慨然批注说：“有问题。只提文化技术水平，不提思想政治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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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更进一步阐述了知识与能力、觉悟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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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旧社会的规律是：被压迫的阶级文化程度低，一般地说他们知识少，但是比较聪明些，原因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联系社会生活，他们的社会生活知识丰富；压迫的阶级，他们的文化水平高，书读得多，一般地来说他们的知识多，但是他们比较愚蠢些，原因是他们脱离生产劳动，脱离社会生活。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科学发明也不一定出于文化高的人。许多工程师并没有发明，而普通工人反而有发明。当然，我们并不是否认工程师和工人的差别，不是不要工程师。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列宁说过，先进的亚洲，落后的欧洲。亚洲当时文盲多，欧洲当时知识分子多，文化水平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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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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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社会里，情况不同了。可是我们还要看到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社会里的高薪阶层是有危险性的，也就是他们的知识虽然多些，文化虽然高些，然而同工人、农民比较起来，他们同样是愚蠢些。我们的干部子弟，一般说来，就不如非干部子弟。他们的架子很大，优越感很强，可是没有生产经验，没有社会经验。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警惕，如果我们及早注意，是可以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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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一班先进的中国人看来，要变革中国，则必须启蒙，而“启蒙”，也就是发展人类的知识与理性。毛泽东明确地反对这样的观点，他认为启蒙思想只重视人的理性与知识，却忽视和压抑了人的情感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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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卢梭所指出的那样，如今学生读书，并不是因为他们爱知识，而是为了掌握一门谋生或投机取巧的本领，知识和理性的进步压抑了人类的天性。实际上，在当今的世界上，每个人都违背着自己的情感、意志乃至良知去行动，人人皆是在“理智”的驱使下，被迫去做自己不愿意做、违背自己自由意志的事情——其实，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马克思后来说，这种异化在工人阶级身上表现得最为深重，现代资本主义劳动违背了工人的自由意志，“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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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还没有像后来的马克思那样，把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思考推进到社会经济领域。但是，他却像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一样直面人类精神的异化，并提出：要改造这种异化，当务之急是改造哲学和伦理学，而不是追求某种具体的科学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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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知识中，为什么哲学与伦理学是最为要紧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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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样说，真正的思想所面对的应是宇宙、人生的大本大源问题。要变革中国，当求“本源”而非“枝节”。夫本源者，即宇宙之真理，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掌握了宇宙真理这个大本大源，方才能动人之心，天下之心皆动，则天下之事可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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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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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大本大源。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变换全国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阴曀皆开，则沛乎不可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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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说：“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大道”，即宇宙的运行，这就是生命力进入物质，并改造物质的运动过程，而它的最高成就，就是人心——人的心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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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之道，就是生命力的运行和进化，而它的最高成就，便是有心智的人，是人的心智的进化和培育——而这就是文明的成就与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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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毛泽东又说：人人心中有良知，只要各自发现自己内心的天理良知，则人人皆可为圣贤，人人皆可为英雄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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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英雄豪杰之行其自己也，确立伟志，发其动力，奋发踔厉，摧陷廓清，一往无前。其强如大风发于长合，如好色者朱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者。尚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吾尝观大来勇将之在战阵，有万夫莫当之慨，发横之人，其力至猛，谚所谓一人舍死，百人难当者，皆由其一无顾忌，其动力为直线之进行，无阻回无消失，所以至刚至强也。众生心性本同，豪杰之精神与圣贤之精神亦然。泡尔生所谓大人君子非能以义务感情实现，由活泼之地感情之冲动而陶铸之，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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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了良知就是发现了天理，故“我与天为一”，这样的人，方才是“有大气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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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这样写道，世界上的学问，分为“理论”与“实践”两种，“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而适合于人生之正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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