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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石曾因把中国的豆腐引进到法国而发了大财，但他的抱负却是要做一个有思想、搞文化的“儒商”。他和蔡元培共同参与“一战”期间负责招募和遣散中国赴法劳工的劳务中介机构——惠民公司的经营，并在吴稚晖等人的协助下，在巴黎办了一本《旅欧杂志》，宣传“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劳动互助，当时，这就叫作无政府主义学说。而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李石曾经营的那些机构，便是“非政府组织”（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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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结束后，法国效法美国，想把“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还给中国，并计划在法国办一所大学，专门吸收中国学生去留学。作为著名的华商和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加之在中法两国的政界都广有人脉，这件好事就落在了李石曾的头上。于是，他专门办了一个银行，把法国的庚款存入其中，并创办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来经营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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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即于当年聘任李石曾为生物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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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6月，毛泽东的恩师杨昌济应北京大学之聘，举家迁居到了北京，居住在鼓楼附近的豆腐池胡同9号。而两个月后，即这一年的8月15日，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罗章龙等“杨门弟子”一行二十余人，便浩浩荡荡追随导师而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出省，也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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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有备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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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民国教育部的规定，师范生毕业后需立即工作，不能继续升学。而此时的杨昌济则告诉弟子们说，他们虽然丧失了进入北京大学或中国其他大学深造的机会，但却可以去法国勤工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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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杨昌济的托付，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毛泽东等4人，与李石曾在其位于香山的别墅见面。在看了毛泽东起草的赴法勤工俭学计划书后，李石曾当即答应：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分设于北京大学、河北的保定和蠡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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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执笔了留法勤工俭学计划书，但毛泽东本人却并没有出国留学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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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20年3月14日致周世钊的信中，毛泽东说，欲改造中国，有两件事是最为急迫的：其一，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治理经验加以系统地整理与批判；其二，是做实地的调查研究，而这两项当务之急的工作，都不能在国外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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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愿出洋留学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放心不下母亲的病。此前，毛泽东曾经给萧子升写信说：“然母病在庐，倚望为劳，游子何心，能不伤感！”而旅途中的他不禁这样感慨：“刁斗再发，余音激壮，若斗若击，中夜听之，不觉泣下。”在赴京前，毛泽东写信给两个舅舅，感谢他们照料病重的母亲，并打算在秋收之后，接母亲去省城长沙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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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借钱来北京的，他必须生活。一个说法是杨昌济直接找校长蔡元培批了一个条子给当时的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但今天的北大档案馆并未留下这样的资料），而另一个说法则是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的湖南同乡章士钊出手相助——但无论如何，当时接受了毛泽东这个贫寒书生的人，便是长他4岁的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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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10月间，毛泽东被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了助理员，他每天的工作便是打扫卫生，并负责在第二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阅览者的姓名。当时北大教授的月薪一般为二三百元，毛泽东的月薪只有8块银元。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念及此处，依然十分感动，他说，这8块银元是李大钊的特殊照顾，8块银元的“工资很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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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读过大学的毛泽东，就这样成了北京大学的管理者，虽然是最低一级的管理者，他管理的是15种中外报刊，而这些报刊在当时是非常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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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份工作，与当时的知识分子不同，毛泽东从不鄙视体力劳动。而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匆匆走过的北大贤达们并不知道，早在一年之前（1917年4月1日），这位个子高高、沉默寡言的图书管理员，就已经在《新青年》杂志第3卷2号上发表了《体育之研究》这篇特立独行的文章。那篇文章指出，中国知识分子的痼疾，便是体力与脑力的脱节，它使知识流于空说而不能实行，这是知识与实践相脱离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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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之研究》这篇文章发表时的署名并不是毛泽东，而是“二十八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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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是这样充满机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创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也正好是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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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个机缘巧合是：恰在北大图书馆新来的“毛助理员”到任整整100年前的1818年5月5日，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诞生于莱茵河畔的古罗马旧都特里尔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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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身农家的毛泽东不同，马克思出身于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姨妈和姨夫创办了著名的飞利浦公司，他23岁获得博士学位，25岁娶了一位男爵小姐——特里尔政府枢密官的女儿为妻。那时，他的朋友都是达官贵人，在他眼前，灿烂的个人前程如平坦的大路一般展开，沿着这条平坦的大路，年轻的卡尔·马克思博士本来应该成为“马克思爵士”、“马克思部长”、“马克思行长”，最不济也会成为“马克思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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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令人震惊和不解的转变就发生在马克思25岁的时候，从那时起，马克思仿佛是突然之间就抛弃了他应得的荣华富贵，从此开始了40年的流离失所、40年的拼命工作、40年的革命和斗争。等待他的命运是一贫如洗、儿女夭殇，昔日家产万贯的富家子沦为求乞者，而他的妻子——曾经风华绝代的贵族小姐，为了一口面包不得不反复典当祖母的婚戒，这个伟人生活中最大的奢求，竟然是在工作的间隙能够小憩一下。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就是这样在办公桌前睡着了——但却是永远地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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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和经验完全不能解释马克思的命运，不能解释马克思仿佛是自讨苦吃的选择，唯一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是他在17岁时一篇作文里所说的咒语般的话，他说：为人类福利而劳动、为大家而献身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唯一能解释这一切的，也许是马克思在23岁时写下的博士论文中令人震惊的发现：知识不是来自经验，也不是来自理性，因为知识，就来自凝视他人的目光，倾听他人的呼吁，并立志为他人做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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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命运之所以从个人角度是不可解的，就是因为马克思的一生，代表着、象征着人类神秘而震撼的命运，而马克思最为特殊和值得我们记住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命运与人类的命运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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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人类的命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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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在谈论人这个物种所独有的禀赋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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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仿佛是在盖一座大房子，经过世世代代的劳作，只有最后一代人，才能够住进去享受幸福。虽然他们一系列悠久的祖先都曾经（确实是无意地）为它辛勤劳动过，但他们的祖先们却没有可能分享到自己所早已经准备过了的这份幸福。尽管这一点是如此之神秘，然而它同时又是如此之必然，只要我们一旦肯承认：有一类物种是具有理性的，并且作为有理性的生命类别，他们统统都是要死亡的，然而，这个物种却永远不死亡，并且终将达到他们禀赋的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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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康德所说的那样，人类最震撼的秉性，就在于为他人而工作，为后代而牺牲。众所周知，马克思把这种人类的秉性，称为“人的类本质”。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兴起，随着人们对于个人利益的追逐，人的上述“类本质”却正在丧失，于是，从25岁起——也就是从写作著名的《巴黎手稿》那时起，马克思就决绝地要去抓住这种正在消失的“人的类本质”，正是这种力量，决定了马克思人生中那致命的觉悟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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