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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人说过，50岁以下的人说他能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定是欺人之谈。因为马克思的书卷帙浩繁，学理深晦。他那名著《资本论》三卷，合计2135页，其中第一卷是马氏生存时刊行的，第二第三两卷是马氏死后他的朋友恩格斯替他刊行的。这第一卷和二、三两卷中间，难免有些冲突矛盾的地方，马氏的书本来难解，添上这一层越发难解了。加以他的遗著未曾刊行的还有很多，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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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是李大钊第一个提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一致，马克思的著作与思想都是没有完成的。那种认为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整地存在在那里的说法，是根本上不符合实际的。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老老实实地读马克思的原著，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而一个人拼上半生的功夫研究马克思，才能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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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指出，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他引发的“经济思想史的革命”，而此前的古典经济学，均没有马克思那种世界历史的视野。所谓历史唯物论，其实质就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深刻地叙述欧洲史和人类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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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黑格尔把人类历史描述为伦理发展的历史，而马克思则把人类历史描述为“市民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这便是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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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马克思方才把人类历史描述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因此，离开了对于市民社会的研究，就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阶级斗争”，而离开了经济思想史，也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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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从市民社会、经济思想史的高度观察欧洲历史、世界历史，他认为，十字军东征是为了打开东方市场的大门，其目的与其说是宗教的，不如说是经济的；路德改革的动力是抗拒罗马教廷的重税；东罗马帝国的兴起，与向东方求财富有关；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在于争取公平税收。欧洲一切大变革的动因，不在精神，而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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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历史的唯物论者的眼光去看，十字军之役也含着经济的意味。当时繁盛的意大利共和国中，特如Venice的统治阶级，实欲自保其东方的繁富市场。宗教革新的运动，虽然戴着路德的名义，其时的民众中，也似乎有一大部分是意在免去罗马用种种方法征课的重税（那最后有道理的赎罪符也包在内）。基督教的传布，也是应无产阶级的要求做一种实际的运动。把首都由罗马迁至Byzantium（就是现在的康士坦丁堡），与那定基督教为官教，也是经济的关系。这两件事都是为取罗马帝国从来的重心而代之。因为当时的中产阶级，实为东方富有财势的商贾阶级，势力很厚。他们和那基督教的无产阶级相合，以与罗马寄生的贵族政治分持平衡的势力，而破坏之。法国大革命也全是因为资本家的中级势力，渐渐可以压迫拥有土地的贵族，其间的平衡久已不固，偶然破裂，遂有这个结果。就是法国历史上迭起层兴的政治危机，单由观念学去研究终于神秘难解。像那拿破仑派咧，布尔康家正统派咧，欧尔林家派咧，共和党咧，平民直接执政党咧，他们背后都藏着很复杂的经济意味。不过打着这些旗帜互相争战，以图压服他的反对阶级，而保自己阶级经济上的利益就是了。这类的政治变动，由马克思解释，其根本原因都在殊异经济阶级间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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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史观，批判了黑格尔抽象的“世界精神”理论，他通过描述市民社会内部的经济斗争，来解释罗马帝国的兴衰、基督教运动的实质乃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起源。李大钊对西方历史的解说，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带来了革命性的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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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讲述唯物史观的文章，视野之开阔，学理之深淳，令后来者为之神往，更为之汗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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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最为开创性的贡献，就在于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做出的深刻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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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第一个指出：《资本论》这部著作的诞生，标志着“资本时代”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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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中所谓商品的“价值”，其实就是指商品的“金融价值”。马克思正是以《资本论》中对于金融资本的分析，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市场论”，同时也超越了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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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李大钊是第一个这样深刻地抓住了《资本论》精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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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创造性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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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的余值说与他的资本说很有关系。他的名著就是以“资本”这个名词被其全编，也可以看出他的资本说在他的全学说中占如何重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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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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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为什么分资本为不变与可变二种呢？就是因为以利息普遍率说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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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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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重读这篇文献，也许更必须承认，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今天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当年李大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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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我们依然会醍醐灌顶一般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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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1日，由李大钊组织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当年的那些先觉者们以德文和日文，逐字逐句地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读书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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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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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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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第三国际刚刚成立不到一年，27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特使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便来到了中国，他通过北大的一位俄语外教（谢尔盖·波列夫伊）找到了李大钊。也正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首次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劳动者阶级政党，而李大钊立即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联络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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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则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举起‘亢慕义’之旗，就叫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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