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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氏所说的不变资本，也不是说形态的不变，是说价值的不变。在一生产经过中变其形态的资本，为流通资本，不变其形态的资本，为固定资本。然几经生产以后，就是固定资本，也不能不变其形态。没有永久不变形态的资本。永久不变的，只是它的价值。一万元的资本，千百年前是一万元，千百年后还是一万元。这项资本中永久不变的东西，就是这一万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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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重读这篇文献，也许更必须承认，由于教条主义的影响，我们今天对于《资本论》的理解，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当年李大钊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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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重读李大钊的这篇文章，我们依然会醍醐灌顶一般地感受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起步阶段，就站在了怎样的高度，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便与教条主义有着怎样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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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3月11日，由李大钊组织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成立，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刘仁静、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19人。这个研究会，其实就是一个马克思著作读书会，当年的那些先觉者们以德文和日文，逐字逐句地阅读马克思的原著——他们还把一起读书的小屋命名为“亢慕义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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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亢慕义斋”，取义于德语“共产主义小屋”的译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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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图书馆是个好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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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第三国际刚刚成立不到一年，27岁的共产国际远东局特使格列高里·纳乌莫维奇·维经斯基便来到了中国，他通过北大的一位俄语外教（谢尔盖·波列夫伊）找到了李大钊。也正是在沙滩红楼北大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维经斯基与李大钊首次谈到要在中国建立劳动者阶级政党，而李大钊立即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联络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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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陈独秀来信征询，即将创立的党是否应叫“中国社会党”时，李大钊则回信说：“不，我们的党，应该举起‘亢慕义’之旗，就叫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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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一锤定音。中国共产党从“亢慕义斋”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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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管理的阅览室，就在李大钊办公室的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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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1月17日，《北京大学月刊》公开刊登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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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毛泽东所感叹的那样，在北京大学，在马克思诞生整整100周年之后，他方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如果没有来到北大，没有近距离地与李大钊、陈独秀相处，他几乎很难成为后来的那个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著称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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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当时，毛泽东还分不清“庶民的胜利”与“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之间的区别；分不清以建立“非政府组织”的方式改造中国，与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方式改造中国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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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的毛泽东脑海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还没有被“无产阶级同志”的信念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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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时的北京大学就是这样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就是这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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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最早期的干部，很多出自北大的“新青年”：邓中夏、何孟雄、张国焘、罗章龙、张太雷、伍中豪、刘仁静、黄敬等，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个，也是最著名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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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后在哲学系、英文系学习。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够以德文阅读马克思原著的人。张国焘与刘仁静同年进入北大理预科，他们是两个参加了“中共一大”的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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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1918年9月入北京大学法预科，后入哲学系德文预科，他1917年毕业于长沙第一联合中学，是新民学会成员。因为没有像毛泽东那样上师范，所以他幸运地获得了继续升学，进入北大就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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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章龙在“中共三大”上被选举为中央局执行委员。后因反对米夫、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的作为，却走上了另立组织的歧途——毛泽东曾经不无遗憾地说：这个人后来转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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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孟雄，1919年入北大理科旁听，他与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和邓中夏一样，是由李大钊发起的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何孟雄曾担任中共第一任北京地委书记，他也是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奋起反抗王明路线的人，1931年被国民党杀害于上海龙华，年仅3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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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1917年3月以邓康之名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早刘仁静一届，他是毛泽东在北大工作期间最谈得来的朋友，是中国工人运动和湘鄂西苏区的主要领导人，他长期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迫害，1933年被国民党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年仅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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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中豪，1922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当时只有17岁。他是比林彪更年轻的红军纵队司令，1930年战死于赣南苏区，年仅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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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中夏、伍中豪，名字大气磅礴，而其中都有一个中字。他们都毕业于今天的北京大学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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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一所学校像北京大学那样，与一种思想、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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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北京大学，那些敢想敢干的湖南孩子收获了他们想要的，与毛泽东同行的新民学会成员几乎都得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毛泽东也不例外。而使他放弃留学的诸多原因中，大概还有一个鲜为人们所提及，那就是他在北京陷入了与恩师的女儿杨开慧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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