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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苍茫一问表明:当时的毛泽东,对大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尽管此时的毛泽东还不可能预见到,仅仅两年之后,郭亮的头就会被蒋介石砍下来,挂在长沙的城门上。但是,毛泽东的确很清楚地意识到: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他们对于突如其来的“革命高潮”还缺乏真正的思想理论的准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对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理解都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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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的前途并不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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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长达半年多的沉潜和思考之后,毛泽东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后来他多次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当官做老爷,革命需要“五不怕”:不怕杀头、坐牢、老婆离婚,不怕丢官和开除党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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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毛泽东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而丸山升的这句话,的确是非常深刻到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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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这场论战的实质,就是要从理论上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方发展方式的“中国道路”。而这场论战所讨论的问题,很多都是毛泽东当年曾经思考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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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不能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参加这场论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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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被蒋介石追杀的“共匪”,他只能用枪杆子去探索一条中国人自己的发展道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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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六章 “朋友”与“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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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毛泽东选集》的开卷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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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整个西方社会都被越南战争所震慑,正是为了思考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理论,施密特于1963年发表了《游击队理论》一文。同年,他又再版了《政治的概念》一文。这两篇文章,从特定的角度重新讲述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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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今天而言,毛泽东的著作和教诲之所以极为重要,就是因为现代社会出现了强烈的“非政治化”趋势,而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伦理的、审美的标准,特别是以经济的标准代替、取消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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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艺术的标准是美与丑,伦理的标准是善与恶,经济的标准是盈与亏,那么政治的标准,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所说的那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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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可能被取消,它只能被伦理、审美和经济所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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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揭示的这个真理,指向的不是历史,而是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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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当然不是为了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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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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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得了173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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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选举中,时任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则得了248票——只差10票就是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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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仅仅一年多之前,蒋介石还不屑于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如今,他却终于尝到了军权在握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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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介石补天”,在“国民党二大”上,蒋介石脱颖而出,成了国民党的希望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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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10月5日,经汪精卫推荐,国民党中央党部任命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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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离开了共产党的核心决策层之后,毛泽东却成为国民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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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和汪精卫,是两个先后重用毛泽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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