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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靠的是“父老乡亲”，是数千年中国文明的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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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人民子弟兵”这个名称的精髓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上的军事制度之中。因为“子弟”这种说法，所面对的是“父老”。刘邦入咸阳，曾经“与父老约法三章”，而项羽兵败垓下，也曾经说了这样一句话：“无颜面见江东父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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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老”就是中国乡村共同体里的“贤人”，在墨家学说里，他们也被称为“侠”。在普通老百姓眼里，他们便是立足乡村共同体扶危济困、替基层百姓打抱不平的“好汉”，他们代表的就是基层百姓的“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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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新一带，是历史上被官府和地主所压迫的客家人的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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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一样，王阳明也正是在江西永新，通过收拾人心起家，开始了一介书生的戎马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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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王阳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而重建乡村的办法，并不是像朱子那样，标榜一个专门针对乡村的秩序（乡规民约），并自上而下地推行于乡村，而是针对基层社会的现实矛盾，使每一个“当下之我”、使每一个基层小民，发挥出乡村主体的作用——这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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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毛泽东的说法，这就叫发动群众、依靠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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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曾经写道：“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1973年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曾经这样说：鲁迅是“圣人”，而我只是“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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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大本大源，也就是天理良知，圣人是天道的承载者，而贤人则是天理的发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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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正是从最基层人民群众那里，发现了天理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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贤人不是士大夫，士大夫代表官场和官家，代表刑名和利诱，而贤人代表百姓，代表基层的民心，贤人就是基层群众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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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有了“贤人”的存在，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理想，便不再是刑名和利诱，而是思想教育，也就是启发基层人民的觉悟——这就是“致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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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主张待共同体的成员如“学生”、如“子弟”，而不是如“百姓”。大而言之，它昭示着中国两条政治路线的分野：一条“胥吏”对“百姓”，一条“贤人”对“子弟”，或“老师”对“学生”。而只有后一条路线，即以百姓为“父老”，方才能够带出了“子弟兵”，只有“老师”对“学生”，才能培养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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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朱子、陆九渊、王阳明乃至曾国藩都说过，他们也都曾立志做这样的贤人，或做“文侠”，或做“武侠”，行侠仗义，从基层改造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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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治理依靠的自然是文化和信仰，它所针对的是共同体成员的“心”而不是“身”。所以，它主张用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主张读书与治理不可分为两事，这便是“一边打仗、一边生产、一边读书”；这便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这便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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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而言之，它强调政治工作的办法与搞学问无异，根本上均在于“调查研究”、“与民同心”，因此，毛泽东提倡用开会和思想教育的方式解决群众问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造成“必也使其无讼乎”这样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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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当年认为，这样的政治、这样的治理，也就是“三代之治”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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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尤远，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其实就是毛泽东书里写到的那些鲜活的主张、那些古老而年青的语句，以及共产党当年在井冈山、陕甘宁、太行山的实践。它表明：宋明新儒学的最大贡献，便是使读书人深入基层，从基层出发重新组织社会。而继承了儒家思想这一精华的就是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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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作“与父老约法三章”呢？怎样才能以做学问的方法从事政治工作呢？那就是发挥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就是问计于民，就是到人民群众中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个方法，也就是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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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便是“致良知”的基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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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古田会议刚刚结束之后，毛泽东在闽西苏区写下了《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详细地阐述了“调查研究”的办法，说明了怎样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治理，共分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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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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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样才能近于正确，才能抽出结论。那种不开调查会，不作讨论式的调查，只凭一个人讲他的经验的方法，是容易犯错误的。那种只随便问一下子，不提出中心问题在会议席上经过辩论的方法，是不能抽出近于正确的结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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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查会到些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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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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