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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方面，毛泽东从魏源那里汲取了很多，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与魏源对中国士大夫阶级痼疾的诊断也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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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的名言是：“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儒家和士大夫阶级空谈了几千年王道，但却使王道脱离了富强，这是历史的大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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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以为王道不能脱离富强，毛泽东则认为富强的基础就是王道。王道不是刑名利诱，更不是“三纲五常”，而是人民群众心中存在着的天理良知。到群众中发现良知的办法，就是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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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了“王道”与“富强”的统一，从而使王道建立在了富强的基础上——毛泽东推行的“王道”朗朗上口，可歌可泣，被称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更把这种“王道”建立在一支前所未有的军队的基础上，而这支军队叫“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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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队推行王道，以王道节制军队，这是毛泽东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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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奔赴井冈山的途中，毛泽东为他的部队规定了行军纪律：说话要和气，买卖要公平，不拿群众一个红薯——而这就是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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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秋收起义部队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整编时，毛泽东又为这支军队创造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即以党的组织和士兵委员会来打破旧军队的科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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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11月，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宁冈龙江书院创办了教导队，由吕赤任教导队长。吕赤，原名吕希贤，参加革命后改名为吕赤，毛泽东亲自主持教导队授课。而这个创办于龙江书院的教导队，也就是后来的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今天，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学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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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大学，就是从龙江书院中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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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江书院，这是一个多么有中国气派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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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思想家宫崎市定的名言是：以为毛泽东凭一个人的天才就改变了中国，这是因为人们不了解毛泽东是站在了中国多少圣贤的肩膀上。毛泽东的伟大，不过是因为他使得“中国道路”得以延续，并且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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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位日本思想家沟口雄三则说：“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既不落后于西方，当然也没有超越西方，因为中国只是走在自己的道路上。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必然还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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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近代湖南倒是出了两个润之（芝），一个自然是毛润之，另一个乃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胡润芝（胡林翼，号润芝，其他三人为曾国藩、左宗棠和彭玉麟）。且有“泽东”，亦有“泽南”。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讲到湘军及其创始人罗泽南，他以为湖南学风之要害全在“以思想建军”，“以学问治世”，而其关键，一言以蔽之，就在于知识分子、读书人与工农兵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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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问（泽南）制敌之道，曰：“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语，其注脚也。”亦本周敦颐主静察机之说。其治军以不扰民为本。视东南安危，民生怨苦，如饥溺在己，与其所注《西铭》相符。军行所至，士民欢腾，或输敌情，或诉所欲，馈肉饷饭，如家人父子，得道多助，屡破大敌，而善以寡击众。众人化之，荷戈从军，蔚然成风。时为之语曰：“无湘乡，不成军”。藉藉人口，而不知无泽南，无湘军。惟泽南以宋儒之理学治兵，以兵卫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军所以为天下雄，而国人归颂焉。倘好驰马试剑，漫事以从军攫富贵，豪闾里，而不体泽南之以宋儒理学治兵，以兵卫民之指，意气自雄，是则泽南之志荒，而湘之所以为勇者亦耗矣。自来言宋儒理学，往往小廉曲谨，可以持当躬，而不足以任大事。顾泽南义勇奋发，本之间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中间屡遭惨败，而志不挠，气益壮，讨部众而申儆之，或解说《周易》以自遣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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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钱基博的说法，理学作为经世之学，有着强烈的战略式战争诉求。近代中国的“经世学统”开于江苏，而大成于湖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其实便是以宋儒理学治军的典范。他尤其指出，宋儒的缺点便是将学问与读书考试相结合，从而堕入“小廉曲谨”，“以持当躬”。而唯有将学问与保家卫国相结合，将知识和知识分子与人民相结合，方才可以上马杀敌，下马读书，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方才足以“任大事”、成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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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学治军，就是以王道治军，而这首先便要恢复理学乃至儒学的战略精神。“军队是所大学校”，毛泽东不仅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而且，他更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即战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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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革命兴起之前，中华文明的武德差不多已经失落了近千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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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春秋时代，军人以贵族为主，自然是很被尊重的，故而有“武士”和“武德”之说。而军人、武士被尊重，并不是因为他掌握暴力，而是因为他有能力制止暴力。“武德”的解释来自楚庄王，他提出“武”的字义便是“止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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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商君书》最重要的篇章《农战》，便知我国历史上最健康的尚武时代便是秦。“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有这样的民风、这样的制度，自然便有天下无敌的军队。西汉因为继承了秦“农战”的传统，因此才能够击溃匈奴，但是，因为西汉偏重亲戚权贵，秦以战功行赏罚的制度，即使在武帝时代，却也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在如此重亲贵、轻功臣的背景下，再希望延续三军用命、为国死战的“秦制”，“此实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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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到了东汉时代，汉人一般都不愿当兵也不能当兵，兵源多依赖内附的外族，所谓“五胡乱华”之根源，因此早已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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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建国，府兵制是基础，其核心是选拔品质优秀的农家子入伍。故每次征兵，都是在基层选拔积极分子的仪式；每次退伍，又起到了在基层壮大积极分子的作用。可惜武后以来，均田制败坏，国家不再重视基层，转而重视“文辞”、“进士科”，轻视边疆，重视中原，轻武重文，漠视武德，结果铸成安史之乱。这哪里是偶然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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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末，国家已经无力动员基层，从此便将基层征兵工作，委之于胥吏。这些胥吏则是王安石所谓的“奸邪无赖之徒”，于是私兵泛滥。当兵如奴隶、配军，为防止兵士逃走，往往在其面上刺字。故自唐末、北宋以来，直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拉壮丁”就等于征兵。李华的《吊古战场文》是唐代的好文章，其中哭天抢地的悲叹，不过凝结为宋代时的两句俗语“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而已，可见中国之积弱，又哪里是一朝造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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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光荣、光荣者方能当兵，这是共产党在中国所造成的新气象。而一切不抱偏见者，便不能不承认这种事实：共产党的一个伟业，就是结束了落后挨打；毛泽东的一个成就，就是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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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武德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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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士大夫阶级一直希望“收拾人心”，但是，所谓“收拾人心”于他们而言，却不过是以儒家的教条去训导基层百姓，而真正的“收拾人心”，就是与基层群众在一起同甘共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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