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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毛泽东而言，这4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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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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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4年中，毛泽东有数次就几乎死于“战友乱发的流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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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向他乱发流弹的战友，则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革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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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3月下旬，苏联冒着巨大的风险，花费大量的金钱，把110名中共代表偷渡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召开了“中共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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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的领导层是由软弱的知识分子组成的，而作为文人的瞿秋白，就是这样一个软弱的典型。因此，中共中央必须彻底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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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中共六大”选举了工人出身的向忠发担任党的总书记，李立三、项英、张国焘等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新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绝大部分成员都是领导城市暴动的工人出身，以至于周恩来后来说，那简直是“暴徒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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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国共合作期间被苏联“雪藏”起来的工人领袖，这一次终于被全部“解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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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红军队伍中的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共六大”，只是被选举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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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两年之后，共产国际却宣布毛泽东已经病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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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斯大林竟然给中共发来了一个“党中央”，这在中共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算是一件奇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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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派来的党中央负有领导中国革命的使命，但在此之前，中央的大多数成员却都没有去过中国的红色根据地，甚至也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工农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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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奇闻最奇特的地方更在于：在三年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共早期工人领袖们，也遭到了排斥，而时年27岁的王明和24岁的博古，作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干部，竟然领导了中共中央，而此前他们几乎没有在中国工作过。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后，26岁的顾作霖则当上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而此前的他，竟从未经历过打仗。在巴伐利亚搞工人暴动的奥托·布劳恩（李德）则负责指挥红军，可他连中国话都不会说，而直到中央苏区丧失，布劳恩都是通过看地图认识这块红色根据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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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后来把“中共六大”后形成的错误路线概括为“冒险主义”和“逃跑主义”。因为那些人大概只会两件事：形势好一点儿就冒险，形势一坏就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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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这些人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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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毛泽东这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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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中，除了犯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两个错误之外，还犯过了下述的两个错误：其一，是在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争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其二，是在1935年至1936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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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一旦考虑到纠正这些错误的代价，是毛泽东所说的“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一旦考虑到毛泽东的妻子、弟弟和妹妹就在这些牺牲者的行列里，那么，讲这番话的毛泽东的心情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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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定是坚强者中的坚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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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精英阶层历来是讲究“出身”的。自汉末到唐，统治集团皆由门阀士族构成。科举制度确立以来，在貌似平等的录取制度之下，出身何地，受何人选拔录用，乃至学风、文风上属于何种流派，均起着极为关键的作用。为了制止宗派主义，宋代的统治者将科考录用者一律称为“天子门生”，然而却绝不可能制止党争的蔓延。晚清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从那时起，是否有留洋经历，则成为判断出身的另一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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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旧时的士大夫靠八股晋升，那么，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则靠洋文和留学经历得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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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社会风气，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中国共产党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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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共产党内，毛泽东算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土鳖”，他没有任何“海归”色彩。如果苏共一度被视为中共的“老子党”，那么毛泽东绝非“天子门生”。毛泽东固然思想深邃，战功显赫，在党内资历很深，这与他的“出身”恰成反差。但也正是这种巨大的反差，反而加剧了党内留学生派对他的排斥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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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信与“国际”接轨，使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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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理论和文化的自信，其道路必然是曲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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