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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刚刚从苏联回来的张国焘不赞成博古的意见，张国焘打心眼里就看不起博古，他以为仅凭江西少共省委的一封匿名信，并不能构成撤销毛泽东职务的理由。张国焘还举出反证说：福建省委给中央的信，则与这封匿名信意见相反，福建省委的报告说明，毛泽东的政策大得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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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博古的意见被张国焘和周恩来否定了。这一次，博古没能撤成毛泽东的职，但博古却以为，毛泽东之所以在闽西受欢迎，就是因为毛泽东推行的是一条“富农路线”，而这恰恰表明毛泽东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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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博古率中共临时中央到达闽西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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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博古的到来，毛泽东、红军和苏区干部的厄运，方才真正降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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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见到赶来迎接他的福建省委书记罗明时，博古劈头盖脸地质问说：“你是省委书记，不在上杭省委机关上班，跑到龙岩来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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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回答：“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省委必须经常下基层，最好是住在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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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闻之大怒：“原来如此！怪不得中央的路线总是推行不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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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虽然年轻，但却是在斯大林发起的肃反运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不懂军事，不懂中国，但却很懂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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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攻打大城市之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决策是：在根据地大兴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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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才是博古从莫斯科取来的“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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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只有26岁的博古认为，只有通过肃反，才能够迅速提高自己在党和红军中的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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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反依据的是极其荒谬的逻辑——谁反对领导，谁就是反党，谁就是反革命。而被毛泽东称为“闽西傅先生”的傅柏翠，就是因为脑袋上长着反骨，“一贯犯上”和不尊重、看不起“领导”，而被搞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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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田会议意外落选后，傅柏翠离开红军，到地方工作。但是，他与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意见分歧，傅柏翠反对当时中央的土地分配政策，而主张把分配给个人的土地集中起来，搞农业合作社——他所谓的“共家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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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主张：没有物资储备，就没有发行货币和信用的基础。为了增加苏区的物资储备，他也支持发展农村合作社，他认为只有发展农民合作社，只有把土地、粮食和农副产品集中起来，才能形成发行和推销公债的坚实基础，也才有利于扩大手工业产品的出口，才能把苏区的产品卖出价钱，以换取根据发展所需要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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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说：组织经济，从根本上说就是“从组织上动员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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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其次，要推动群众团体，主要的是工会和贫农团。要使工会动员它的会员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来。贫农团是动员群众发展合作社、购买公债的一个有力的基础，区政府和乡政府要用大力去领导它。其次，要经过以村子、屋子为单位的群众大会去做经济建设的宣传，在宣传中要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讲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群众的生活，增加斗争的力量，讲得十分实际。号召群众购买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巩固金融，发展贸易，号召他们为着这些口号而斗争，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假如不这样地从组织上去动员群众和宣传群众，即是说，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不着力抓着经济建设的工作去讨论、检查，不注意推动群众团体，不注意开群众大会做宣传，那么，要达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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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便消极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这两种倾向，一种是“不为”，一种是“胡为”，这两种倾向都必须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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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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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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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是因为他认为基层的农村没有组织性，一家一户，分光吃尽，没有物资储备做基础，那就谈不上发行公债。要发行公债，并使公债保值，就必须广建粮仓，仅仅停留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层次，是不能真正发展经济的。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分田政策”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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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坚持在他的家乡古蛟地区不分田，而是搞“共家团”。他说，农民好不容易组织起来，如果把田分了，那么赤卫队就没了，苏维埃也就没了，连苏区的小学，也办不下去了。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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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多年后，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包产到户”时，他的立场与当年的傅柏翠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么区别只在于，在20多年前的苏区，因为主张“农村集体化”被批判的人是傅柏翠；而20多年后，因为反对集体化被批判的人则变成了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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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傅柏翠既因为注重经济工作被视为右倾，却又因为不赞成“分光吃尽”而被视为“左”倾。书生习气不改，由于对命令主义极端不满，傅柏翠逐渐对党的工作不再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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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31年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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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红军战士已经习惯了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样的口号，以至于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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