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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捞好处、求政绩。据此，毛泽东批评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自己既然从经济工作中得不到好处，便消极怠工、不作为；第二种乃是为了出“政绩”，便采用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方式，侵害群众的利益。这两种倾向，一种是“不为”，一种是“胡为”，这两种倾向都必须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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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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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每一个同志喜欢的应该是群众化的方式，即是每一个工人、农民所喜欢接受的方式。官僚主义的表现，一种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责的怠工现象。我们要同这种现象作严厉的斗争。另一种是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里努力干。实际上，命令主义地发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暂时在形式上发展了，也是不能巩固的。结果是失去信用，妨碍了合作社的发展。命令主义地推销公债，不管群众了解不了解，买不买得这样多，只是蛮横地要照自己的数目字去派，结果是群众不喜欢，公债不能好好地推销。我们一定不能要命令主义，我们要的是努力宣传，说服群众，按照具体的环境、具体地表现出来的群众情绪，去发展合作社，去推销公债，去做一切经济动员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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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主张发展“共家团”，即合作社，是因为他认为基层的农村没有组织性，一家一户，分光吃尽，没有物资储备做基础，那就谈不上发行公债。要发行公债，并使公债保值，就必须广建粮仓，仅仅停留在“打土豪、分田地”这个层次，是不能真正发展经济的。于是，他对于当时闽西特委强迫命令的“分田政策”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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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柏翠坚持在他的家乡古蛟地区不分田，而是搞“共家团”。他说，农民好不容易组织起来，如果把田分了，那么赤卫队就没了，苏维埃也就没了，连苏区的小学，也办不下去了。据说，毛泽东所说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这句话，本来就是傅柏翠的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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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20多年后，毛泽东批评邓子恢的“包产到户”时，他的立场与当年的傅柏翠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区别，那么区别只在于，在20多年前的苏区，因为主张“农村集体化”被批判的人是傅柏翠；而20多年后，因为反对集体化被批判的人则变成了邓子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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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傅柏翠既因为注重经济工作被视为右倾，却又因为不赞成“分光吃尽”而被视为“左”倾。书生习气不改，由于对命令主义极端不满，傅柏翠逐渐对党的工作不再积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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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931年年初红十二军召开的一次大会，则荒唐地改变了傅柏翠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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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会议的主题是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对当时的红军战士来说，这两个德国人实在是太陌生了。红军战士已经习惯了喊“打倒资本家，天天吃南瓜”这样的口号，以至于当会议主持人介绍李卜克内西、卢森堡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时，有几个战士突然振臂高呼“社会民主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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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苏区正按照中央的要求，跟着苏联搞肃反、大抓“社会民主党”分子，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将几个喊口号的战士逮捕，大搞“逼供信”。几个战士被诱逼，竟然“供认”傅柏翠是“闽西社会民主党特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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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闽西“肃反委员会”立即把傅柏翠领导的古蛟地区视为“社会民主党巢穴”，不承认那里是苏维埃根据地的组成部分，而且命令红军部队捉拿傅柏翠。1931年3月，闽西苏维埃政府调集红军和赤卫队开始向古蛟地区挺进。傅柏翠逃避不及，蛟洋的农民自卫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军队发生冲突，傅柏翠率领自卫军躲进了山里。从此，他在上杭拥兵自治，脱离了党和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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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里行军无柏翠。”毛泽东一语成谶，而红军队伍里从此“无柏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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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错误整肃的“毛派分子”是傅柏翠，而第二个被整肃的“毛派分子”，则是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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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率临时中央到达苏区后，立即展开了反对“罗明路线”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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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明是广东大埔人，闽西根据地形成后，罗明长期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他是彼时最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建立红色的根据地路线的党内高级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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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罗明，实际上就是整毛泽东，因为所谓“罗明路线”原本子虚乌有，“罗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毛泽东路线。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当时谁重视和注意经济工作，谁就会被说成是右倾，甚至是“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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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罗明路线”正式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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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不久举行的“中共七大”上，博古终于这样总结说：“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这个斗争扩大到整个中央苏区和周围的各个苏区。更沉痛的是由于‘左’倾错误、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再加上一个错误的肃反政策，而使得许多同志，在这个时期中，在这个肃反下面被冤枉了、牺牲了，这是无可补救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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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作为“罗明路线”的头子，罗明被从省委书记的岗位拿下，调任苏区党校的教员。而他只是被整肃的“许多同志”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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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明一起遭到处理的党和红军骨干，还有毛泽覃、邓小平、谢唯俊和古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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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唯俊是毛泽东在井冈山时代的旧部，在苏区，他也是重视经济和民生工作的典型。1933年，他被从中共吉安县委书记任上撤职，遭受审查和关押。1934年，谢唯俊参加了长征，在红军即将到达延安时，谢唯俊在三边地区中土匪埋伏牺牲，当时他只有2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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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柏是江西寻乌人，正是在古柏的协助下，毛泽东进行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正是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提出要重视民生工作，重视群众生活。由于受毛泽东的牵连，古柏被从红一军团前委秘书长任上撤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被留在了当地。1935年3月6日，古柏率领的游击队在广东龙川上坪鸳鸯坑被国民党军包围，他牺牲时年仅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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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是接应朱德、陈毅等南昌起义部队进井冈山的人，他被从中央秘书长任上撤职，红军长征后也被留在了江西苏区。1935年4月26日，毛泽覃在瑞金红林山区被国民党军包围，牺牲时也只有2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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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到达苏区一年之后，除了负责苏区银行工作的毛泽民之外，毛泽东身边的人几乎都被撤职查办，毛泽东成了不折不扣的“光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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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来，罗明和傅柏翠比谢唯俊、古柏、毛泽覃还是幸运一些，因为他们俩毕竟都活了下来，只是命运坎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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