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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得知了消息，在屋后开掘，掘出了白骨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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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农民，把他的新屋造在了红军游击队最后战斗的战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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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当天大雨倾盆，发掘烈士遗骨的工作不得不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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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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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当年留守苏区的陈毅写下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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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难以想象的苦斗，幸存的红军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期间改编为新四军。皖南事变后，曾经在闽西工作并担任过福建省委书记的刘少奇受命重建新四军并任政委，而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则壮大为华东野战军，即著名的陈毅、粟裕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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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主力就这样离开了苏区。当时的情景，据说就像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千军万马江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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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词中更为悲凉、也更为令人肝肠寸断的是它开头：“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上野鹿声声哀号，树树梧桐叶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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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的1964年，当有人提议把这首《十送红军》编入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却伤心地说：不好吧，当年红军离开苏区，哪有这么有秩序的送行啊，那是撤退和突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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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长征是在秘密和极端仓促的情况下进行的，事先没有进行政治动员，别说苏区百姓，就是广大官兵也不知道要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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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破灭了，在教条破灭的地方，教条主义者们终于不得不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残酷局面，一种苏联红军从来没有经历过、想象过的局面。毛泽东后来这样一语中的地说：“长征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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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长征的伟大，首先在于它使中国共产党在山穷水尽的时候，被逼迫着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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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最后一刻，博古还在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还在期盼苏联寄来苏区转移的经费，他依然对红军撤离苏区的突围地点犹豫不决。刚刚从疟疾中恢复过来的毛泽东在紧急时刻献出了打漳州时获得的金条和银元——他指示毛泽民立即把这些金条和银元分散到各个部队保管，从而解决了转移的经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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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毛泽东还协助当时的军事“三人团”（这是一个为了转移而专门成立的最高军事机制，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做出了红军主力从于都河撤退的决定，而博古只是在最后一刻才勉强同意毛泽东跟随红军长征——事实证明，这是他所做的所有决定中唯一正确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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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病初愈的毛泽东，就这样拖着虚弱的身子踏上了长征路。而当毛泽东赶去通知贺子珍也被批准随中央纵队行动时，长征的队伍已经出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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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长征被描述为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但实际上，长征是在根据地和红军斗争严重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而当时的中央做出决定时的仓促和草率便导致了长征伊始更大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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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目的地的选择是错误的。在当时的军事“三人团”看来，红军的目的地可能有两个，一个是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做一次大的战略迂回，最终再回到江西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到湘鄂西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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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再回到中央苏区是不可能的，而去湘鄂西，则与蒋介石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完全一致。于是，蒋介石在沿途精心布防，为红军设置了4道封锁线。而在毛泽东看来，走那条路，等于跳蒋介石挖好的陷阱，这一教条主义路线无疑就是让红军去送死，这是葬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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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归于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所采取的层层推进的堡垒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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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广昌保卫战开始之前，林彪就曾上书批评博古错误的军事路线。林彪指出，敌人的堡垒之间有巨大的空隙，红军完全可以利用这些空隙跳到敌人背后的外线去作战，只要运用毛泽东的运动战，第五次“围剿”完全是可以被打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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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认为，敌人的强大和蒋介石的堡垒战术根本不是反“围剿”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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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则进一步认为，战术上的错误是因为战略上的盲目，而战略的失误则是由于博古对政治局势的判断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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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发生了驻守在福建的蔡廷锴部19路军的抗日反蒋事件。毛泽东认为，在日本大举侵华的背景下，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的政治形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不平衡发展预示着：民族矛盾正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个时候，红军完全可以联合抗日反蒋的力量，与蔡廷锴建立统一战线，从而保证苏区的南大门无虞，并借机使根据地向浙江方向发展。如果采用这种正确的战略，不仅可以打破第五次“围剿”，而且根据地还会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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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战术方面的错误，则更直接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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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认为，矛盾着的双方始终处于运动和变化之中，强的一方并非每时每刻都强，弱的一方也并非每时每刻都弱，强与弱，不过是一种趋势，善战者在于掌握战争的趋势，故任何战役，首战是关键，首战决定全局大势，首战必须是有把握之战，选择首战，必须以我之强势对敌之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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