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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毛泽东那里，所谓矛盾的普遍性，也就是指矛盾的特殊性，而所谓事物的差异性，就是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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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所说的“矛盾的普遍性”，其实也就是尼采所说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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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构成了区别，而区别和差异，才是世界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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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各种物质运动形式中的矛盾，都带特殊性。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而物质的运动则必取一定的形式。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这就是世界上诸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的原因，或者叫作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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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离开了对具体的事物的分析，离开了“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的态度，空谈矛盾，空谈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这不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那就是“教条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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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并不是不承认矛盾，而是他们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矛盾，教条主义者们当然也承认世界是由矛盾构成的，但是，他们不承认“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式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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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者知道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践决定理论这样的大道理，但是，他们不知道，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他们不懂得这些矛盾之间如何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从而构成了“变局”——变化着的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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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是唯一的矛盾与斗争；而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则在于，他们以国家、民族、党派之间的矛盾，取消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伦理的、经济的标准代替政治标准。而真正的问题在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内在于国家、民族、党派、经济和伦理之中，前者不能孤立地存在，只能以后者作为形式得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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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就叫作“一个大的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包含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之间是互相依存、互相对立、互相转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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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不但拒绝了西方的“矛盾论”，他还认为那种“矛盾论”不过是一种机械的教条，它也构成了中共党内教条主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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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矛盾论》，是从教条主义的“矛盾论”的终点上开始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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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提出了决定革命战争胜败的6个矛盾，他指出：这6个矛盾构成了彼此制约的网络，忽视其中哪一个，都会造成全局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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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无法解释前4次反“围剿”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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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我们处在多重矛盾互相决定的变局中，所以，没有哪个矛盾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具体哪一种矛盾的地位更加重要，要依据当时的具体环境做出选择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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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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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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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不占优势，而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已经转化为文化资本垄断和金融扩展——而这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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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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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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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者们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变局，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就是探求变化的根源。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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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不变的革命道路，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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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是完全类似的，两次事变的起因，都是列强之间的战争，都是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垮台，法国和俄国都成立了临时政府，而两个临时政府也都控制不了局面，因而都产生了“双重权力”，在法国就是“巴黎国民自卫军”，在俄国就是“工农兵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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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些相同之处外，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在三个方面所面对的矛盾又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相对于俄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来说，梯也尔的第三共和国政府力量比较强；第二，相对于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公社的领导集体十分弱小；第三，相对于马克思的隔岸指挥，列宁则是亲临斗争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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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也就不能解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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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因素的彼此碰撞构成的矛盾体，从根本上说是无主宰的。而必然性不过是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的，因此，必然性总是相对的，而可能性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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