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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固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但是，自从有了人类组织以来，政治形式和国家政权在历史发展中便有决定性作用，因为政权形式可以影响并决定所有权形式、所有制形式、管理方式。例如，俄国的1917年和中国的1945~1949年之间，就是政治领域里的矛盾，而非经济领域里的矛盾，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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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意识形态之所以是重要的，这是因为意识形态生产着特定的社会价值观和特定的人，并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提供目标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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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中叶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物质生产领域越来越不占优势，而与此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方面的优势，已经转化为文化资本垄断和金融扩展——而这都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生产”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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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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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是主要的；理论和实践的矛盾，实践是主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不是辩证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我们这样说，是否违反了唯物论呢？没有。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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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条主义者们既不懂得实践面对的是出乎意料的结果、是变局，他们也不懂得研究矛盾，就是面对差异和差别，就是探求变化的根源。这样的人便不能真正理解何谓革命，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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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不变的革命道路，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和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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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是完全类似的，两次事变的起因，都是列强之间的战争，都是战争导致了帝国的垮台，法国和俄国都成立了临时政府，而两个临时政府也都控制不了局面，因而都产生了“双重权力”，在法国就是“巴黎国民自卫军”，在俄国就是“工农兵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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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这些相同之处外，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在三个方面所面对的矛盾又是根本不同的：第一，相对于俄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来说，梯也尔的第三共和国政府力量比较强；第二，相对于领导十月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党，巴黎公社的领导集体十分弱小；第三，相对于马克思的隔岸指挥，列宁则是亲临斗争的第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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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而不是特殊性，也就不能解释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巴黎公社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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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因素的彼此碰撞构成的矛盾体，从根本上说是无主宰的。而必然性不过是从事物发展的可能性中推演出来的，因此，必然性总是相对的，而可能性是绝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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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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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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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世界是由几个干瘪的“矛盾”教条支配，而这些教条又掌握在几个先知的手里，那么，这些矛盾的干瘪教条，便与“上帝的律令”没有什么不同，世界从而就会堕入神秘，而不再是充满可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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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正是这样去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的外壳”，而毛泽东则认为：空谈矛盾毫无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矛盾呢？因为矛盾是变化的依据，我们研究矛盾，乃是为了掌握时势与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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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和对抗性，但是，在毛泽东看来，对抗性只是矛盾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而不是矛盾的一切形式，对抗是一种局势，非对抗又是一种局势，问题是选择哪一种局势对革命者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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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的斗争性的问题中，包含着对抗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回答说：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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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开的对抗性，有些矛盾则不是这样。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还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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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但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在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里面，这种对抗的矛盾就变为非对抗的矛盾，而当到达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会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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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矛盾论》与其说是发展了黑格尔抽象僵化的矛盾学说，还不如说是创造了一种关于时势——矛盾运动的新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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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革命》中，斯诺写道，他曾经问毛泽东说：“从1927年起，你就为学习战争的艺术而非常忙碌，在1937年之前，你是否有时间读过黑格尔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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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他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在这以前还读过恩格斯的著作，但是，如果没有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他是完全不可能写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种著作的。毛泽东后来说过，我的书哪里是我写的，那是从革命者的流血牺牲中得来的，那是血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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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著作，包括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正是从流血牺牲的经验和教训中得来的，那是鲜血铸成的经典和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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