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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的日本不断侵略中国……而被侵略的中国，正是在近代化方面一片空白的、活生生的人民因为“人需要生存”而起来抵抗……终于凝聚了强大的力量打败了近代化的日本……此时的中国人民是赤手空拳的人民大众，无论是用固有的传统武器，还是用外来的近代文化都无法保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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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部分中，毛泽东则讲了军心、民心的优势与装备优势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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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的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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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毛泽东再次论述了他的基本观点，中国走向衰落的基本原因，就在于人民没有组织，社会没有组织能力，一旦把人民组织起来，那么，中国的社会结构就会发生根本改变，日本的封建武士组织，就不能与中国广大的群众组织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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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再一次站在这样的立场上批判了蒋介石反人民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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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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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人民组织起来，只要有一支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这里的关键不是改造、改编共产党的军队为“国军”，而是改造国民党的军队，使其能够与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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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论持久战》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也并非两个国家之间的较量，而是全球战略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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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日本处心积虑，占琉球、占中国台湾、占朝鲜，封闭了中国的出海口，但是，它这样步步紧逼，也威胁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利益；而日本吞并中国东北，同时也在大陆方向上对苏联构成了严重威胁。仅从表面上看，日本固然是把中国孤立起来了，但是，从全球战略上看，日本本身已经空前孤立。目前，中国只是与日本作战，而在不远的将来，日本将不得不与中美苏同时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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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指出，相对于中国，日本固然在军事、现代化程度和国力上都占据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是表面的。实质上，日本在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都处于劣势，正是从政治动员、人心向背和全球战略三个方面看，日本必败，中国的抗战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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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三郎后来在《日中十五年战争与我》一书中这样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我才知道日本的根本短处究竟是什么，日中两国、两军之间的差异究竟在哪里，特别是——我这个日本将军，方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日本的战略”实际上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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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直到战败，日本的决策层还在争论日本的战略究竟是什么的话，那么，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已经准确地概括了日本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就是：“中间突破、两翼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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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指出：日本的战略，便是以整个中国为基地，向“大陆”和“海洋”两个方面展开。而他用几十个字，就一举概括了日本的战略实质：“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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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战略并非不清晰，恰恰相反，日本的战略一开始是深谋远略、非常清晰的：柿子捡软的捏，首战找弱敌打，从中路突破，进攻最弱势的中国，然后以中国为基地，逐步向两翼展开——这本是极为精明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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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这一战略成败之关键，不在远藤之流所谓的“两翼”，而在日本能否突破“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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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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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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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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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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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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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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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就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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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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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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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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