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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百密一疏，在这个精心的战略布局中，日本唯一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长时间、如此持久、如此顽强地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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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中国的长期抵抗，使日本陷入了首战不利的兵家大忌，正是中国的抵抗，使日本陷入久拖不决的战争泥潭中。而从此之后，日本只能是步步被动，再也不能采取主动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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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略困境，并不是由于起初战略规划上的模糊，而是由于陷入中国之持久战这个“大泥潭”之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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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看起来是输在了“两翼”，但实际上却是输在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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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日本为什么竟然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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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三郎去世前一年，日本战后最杰出的思想家竹内好，出版了他的名著《近代的超克》。在这部著作中，竹内好深刻地思考并回答了究竟什么是“抵抗”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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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说：日本没有想到中国会抵抗，而且会如此顽强持久地抵抗，这就是因为日本自己从来不懂得“抵抗”究竟是什么，日本不但不知道什么是抵抗，而且，日本还把中国对西方强权的抵抗，视为亚洲式的保守、落后和“不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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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精神”中所缺乏的，正是对强者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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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指出，面对西方的冲击，近代以来的日本与中国的表现是完全不同的，他把日本称为“转向型”，相反地把中国称为“回心型”。所谓“转向型”是说：面对西方的压力，日本没有经过抵抗，就立即放弃了自我，而转向了西方。但是，中国却把这种压力变成了内在自我变革的动力，从而在抵抗强权的过程中，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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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日本的近代化，也就是放弃自我，转向西方，全盘西化；而中国却在抵抗中，开始了自我变革，从而开辟了一条内发性的、革命式的近代化道路，而这条道路，就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标志、为媒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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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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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心源于保持自我，转向始于放弃自我，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没有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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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说，日本没有“媒介”，就是指日本只是追随别人，而没有自我，日本没有毛泽东思想，日本连鲁迅这样的人物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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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之所以自夸比中国优秀，无非是因为自以为是“西方的好学生”，但是，这样的所谓“好学生”，却是为鲁迅所不齿的“弱者”和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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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就是日本甫一战败，那些俯首帖耳的良民们，就涌上街头，热烈欢迎美国占领军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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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内好引用了鲁迅的话，来说明什么是“抵抗”和“亚洲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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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这样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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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竹内好看来，日本恰恰就是这样的真正的弱者。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就是西方列强的奴才，日本自己不但在西方面前不抵抗，而且，吉田松阴等“明治志士”们，反而提出了所谓“得失互偿论”——即“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这当然就是“怯者愤怒，则抽刃向更弱者”。而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不过是把这种最可悲的弱者粉饰为强者的“遮羞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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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与日本的最大不同是什么呢？竹内好简短地概括说：这就是“中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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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超克》出版于1983年，回顾20世纪前半叶的历史，竹内好感慨地说：日本人不能理解毛泽东所谓人民战争是“超常规”的论断，就是因为日本只认西方价值为普世价值，把西方的规则当作了世界规则，当作了“常规”。但是，却忘记了西方的价值并不普适，因为西方的自由、平等只适用于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包括西方的无产阶级，更不包括世界上的殖民地人民。中国的反抗，则是要求把自由、平等推行到世界上生活着的所有人之中，而这才是真正实现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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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则说，无论西方和日本都不代表普世价值，实际上，代表普世价值的是中国革命，因为日本和西方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的，而中国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它的目的就是把自由、平等推行到最下层的人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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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这样比较中国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说，日本的现代化不但没有引发内部的社会革命，反而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封建结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反抗帝国主义的同时，进行着内部的社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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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由于旧的统治阶级对新的局面缺乏适应能力而遭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蚕食，但也正因为此，反而使反对帝国主义支配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得不同时承担起变革旧社会的政治体制的任务……反帝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结合……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一贯传统。而日本呢？打倒德川体制、掌握了统一国家权力的，仍然是封建势力本身。只不过他们由于需要对抗西欧各国的压力而迅速地消解了国内多元的封建分权制，将权力统合于天皇的权威之下……实现了自上而下的近代化……民间的民族主义运动除了一、二特例之外……不但没有和社会革命相结合，反而和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相结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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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抵抗”——这就是一个日本思想家，对以毛泽东和鲁迅所代表的中国精神的最精准概括，它一举说到了《论持久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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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世界一切之事业及文明，固无不起于抵抗决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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