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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三郎差不多长毛泽东一年，但是，他却这样说：在他（毛泽东）面前，我好像是一个后辈见到前辈一样，心中充满了惶恐与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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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田中角荣首相也说过，但是在差不多1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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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次会见中，远藤三郎对毛泽东这样说：“我为谢罪而来，很抱歉，我这么晚才读到您的著作，觉悟得太晚了！您是我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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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我们日本军人，再也不与中国打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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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则说了如下著名的话：“不需要道歉，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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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藤三郎当即把祖传的宝刀举过头顶，以90度鞠躬的大礼，呈给了自己的偶像——“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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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不战而屈敌百万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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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南海四壁皆书的朴素书斋里，毛泽东接受了远藤三郎的诚意，并回赠了一幅自己的湘潭同乡齐白石的画作，上面更有毛泽东的亲笔题词：“承远藤三郎先生惠赠珍物，无以为答，谨以齐白石画一幅为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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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卡尔·施密特又说了与远藤三郎类似的话：西方和美国阅读毛泽东太晚了，以至于如今陷入了越南战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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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与海洋”这个问题岂止困扰着日本，而且也困扰着全人类那些最发达的头脑，最强悍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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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士决战，岂止在疆场。毛泽东与远藤三郎当年关于全球战略的对话，对于今天的我们，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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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英国战略家哈尔福德·约翰·麦金德提出了“陆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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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欧亚大陆是世界的核心，是“世界岛”，而一切海洋国家，都处于边缘。“谁统治了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能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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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基于这样的陆权理论，英国、德国和苏联，先后展开了对欧亚大陆——特别是其核心地带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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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麦金德不同，“二战”期间，美国战略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则依据他的“三海战略”，提出了“海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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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皮克曼指出：地中海是控制欧亚大陆和非洲的要塞，加勒比海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要冲，而中国南海则是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咽喉，谁控制了这三个“海”，谁就将控制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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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把欧亚大陆视为中心，把海洋视为边缘，但斯皮克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指出：只要以边缘包围中心，便可以瓦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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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期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正是根据这样的战略，包围并瓦解了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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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却转而追随麦金德的陆权战略，再次兴兵西亚和中亚。最终，今天的美国则困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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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是日本；而今，同样陷入了陆地与海洋之间的徘徊而顾此失彼的则是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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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远藤三郎活着，他也许会说：这就是历史的循环，这就是宿命和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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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与海洋，“海权论”与“陆权论”，难道是命定地对立着的一对矛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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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麦金德和斯皮克曼更早也更深入地思考了陆地与海洋的，是中国人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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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条约》签订后，魏源发愤写下了伟大的战略著作《圣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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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英军从东南海上来的危局，魏源提出了这样天才的构想，他指出：一味地固守东南沿海，与敌决胜于海上，这是错误的战略，而正确的战略，应是打到敌人后方——英属印度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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