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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卡尔·施密特从毛泽东的《矛盾论》视野，深刻阐释了这首词，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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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环境本身也有一个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将一个无空间限制的全球共同的绝对敌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与一个可划分地域的、中国和亚洲在抗击资本主义的殖民主义时的实际敌人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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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的具体处境中，各种类型的敌对关系交汇在一起，上升为绝对的敌对关系。与白人殖民剥削者的种族性敌对关系、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敌对关系、与同一人种的日本入侵者的敌对关系、在长期的激烈内战中日益增长的与自己民族弟兄的敌对关系，并没有互相抵消或者制约，而是在具体情况下得到证实和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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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在这样的世界上求发展，中华民族需要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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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倚天抽宝剑”的毛泽东如果依然健在，他会怎样教诲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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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没有离去。因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还在指导着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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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包纳四宇的《念奴娇·昆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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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骄傲，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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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 第十四章 朴素的政治，朴素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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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以来，毛泽东在延安带领共产党算了两本账，一本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账，一本是中国近现代史、特别是中共党史的账。毛泽东说：整风就是算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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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回答了什么是文明。文明的实质就是生产与斗争，而中国的士大夫阶级和中共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们空谈文明，使文明脱离了基础，失掉了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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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风运动创造了一个“局势”，它使原子化的、散漫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社会的领导者，由激烈的碰撞而凝聚为一体，从而焕发出灿烂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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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革命胜利的大势初就，中国共产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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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苏德战争相持不下，而中国的抗战，也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世界历史的大转折，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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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论持久战》回答了日本为什么必然要失败之后，毛泽东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和中国文明，为什么会在近代陷入积贫积弱、落后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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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历史何以兴衰更迭，而绵延的中华文明，何以会陷入周期性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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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蒋介石，其实也在思考同样的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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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也就是震动世界历史的“李约瑟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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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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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谜团，深深地困扰着中华民族无数志士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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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蒋介石出版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笔的著作《中国之命运》。抗战期间的蒋委员长在重庆正襟危坐，一本正经地做起了学问——他从明代的崩溃开始反思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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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说，中国文明的基础是道德，即他所谓的“四维八德”。中国衰落的根源，就在于道德的崩溃，从历史上看，这种崩溃有两次：一次是明亡之后，清朝入主中原；另一次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裹挟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对中国进行洗脑。凡此两变，非但导致中国亡国，更导致中国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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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命运》认为，中国有家族而本无阶级，皇权之下，万民平等，郡县之下，又实行乡村自治，所谓阶级观念，不过是元、清入主中原以来主奴观念的变种，阶级思想，不是中华文明的造物，毋宁是夷狄思想的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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