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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毛泽东的同乡齐白石卖了200张画，换回捆捆法币，但这些天文数字的法币，却连10袋面粉也买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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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鉴于中国的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了1937年的32828倍，国民政府已毫无信用可言，于是，美国决定给予中国3亿美元援助贷款，以拯救即将破产的法币。随后由于形势严峻，美国遂不得不于1942年2月2日，宣布将对华贷款提高到5亿美元。而国民党政府先是决定将这笔美元存在美国，随时用于结汇，以稳定汇市，随后，却又决定将此贷款用于购买美国货物，来华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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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国民政府就这样自己做起了战时投机生意，而这笔贷款的相当部分，便沦为当局经办者自行购物、特别是在美国投资不动产的资本，此即所谓“发国难财”一说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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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马寅初不过提出要对这笔“国难财”征税，不料此论一出，马寅初反被政府囚禁于重庆歌乐山，马寅初的《通货新论》一书，即为囚禁时所做。当时，他这样感慨地说：国民政府口头上奉的是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宗旨，实际执行的是“地上为私”4个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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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里的名言是：面对天下饥荒，人民陷入水火，“聚敛”的是官家，而“救灾”的却是“寇家”，于是，朝廷是在“用兵剿寇”，而百姓却是“望寇剿兵”，人心所向，明朝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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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文章发表之后，国民党当局却立即组织叶青、陶希圣等在《中央日报》撰文，予以高调挞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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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生，起码被郭沫若“坑”了两次，而且都是“坑”在了节骨眼上。蒋介石有充分的理由恨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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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1927年4月1日，原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政治部宣传科长，时任蒋介石“大秘书”的郭沫若，发表了其奋笔疾书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公然以一支笔对抗蒋介石的屠刀，一举揭了蒋总司令老底的这篇檄文是这样开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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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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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了。他的罪恶书不胜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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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的这篇文章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都发表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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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2月24日，为逃避蒋介石的追杀，郭沫若化名“吴诚”，只身一人亡命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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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就是1944年，重庆《新华日报》连载了郭沫若为明亡300年而做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再次以一支笔，给蒋家王朝唱了挽歌。这一次蒋委员长忍无可忍，1946年2月，蒋介石手下的特务，终于在较场口把郭沫若痛打了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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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于上海，远在日本的郭沫若写下了这样的挽联：“孔子之前，无数孔子，孔子之后，一无孔子；鲁迅之前，一无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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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郭沫若文章的是延安，毛泽东后来给郭沫若写信这样说：“你的史论、史剧大有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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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仅长毛泽东一岁，而毛泽东却一直尊称之为“郭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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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蒋介石是能够识人的。为他代笔《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堪称杰出的思想家；而他的秘书中，除郭沫若是文化巨匠之外，起码还有两位算得上是出类拔萃的文化人，一个是陈布雷，一个则是徐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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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0月至1946年1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先后派遣了6批军事联络参谋到延安，以督察八路军（第十八集团军）之军政，1943年5月，徐复观以第十八集团军少将高级联络参谋的身份来到延安，他恰好目睹了延安整风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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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重庆后，徐复观写了长篇报告，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汇报了他在延安的所见所闻，阐述了延安为什么会发生“整风运动”，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根本不同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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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指出，蒋介石所说的“四维八德”的承载者，就是乡绅和读书人，蒋介石没有看到的是，如今并不是道德败坏了，而是承载着旧道德的那个阶级败坏了，他们不但与中国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沦为了中国社会的破坏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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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两大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共产党立足于基层的农村组织，而国民党与中国基层是完全脱节的，因此只能称得上一个“半吊子”组织，国民党的县级政权基本掌握在土豪劣绅手中，“县政府以上者为乡愿政治，县政府以下为土劣政治。不仅不能形成国防、经济、文化凝为一体之坚实社会，并亦不能与现实之军事要求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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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安整风的目的之一，恰就在于从最基层组织中国社会，使得社会高度地有组织化，又使社会组织军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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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之秘诀，在于以农民党员为发展组织之对象，故其组织能深入子社会里层。党之组织深入于社会里层之后，第一步先以各种方式变社会为绝对之战斗体，由此战斗体中以产生军队，发展军队，于是军队遂能与社会结为一体。我方则因党未能在广大之社会生根，故政治亦不易在社会生根，因之军事力量也无法在社会生根，而浮出社会之上。是故在其选定之时间内向我攻击，则如潜水艇之攻击武装商轮，在其控制之空间内以行防御，则能深藏于九地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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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复观形象地指出，中共所行之法，即商鞅之法，行久必效；而国民党如今之处境，就如同当年面对着正在壮大的秦国的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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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徐复观看来，中共整风的目的之二，就在于改造知识分子，目的是使知识分子与中国现实和中国的民众相结合，从而解决中国社会上下脱节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一条尤其需要国民党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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