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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在寻找人民，人民也在寻找和呼唤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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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要建立我们的新文艺，首先必须处理好党与文艺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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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说，党与自由的文艺之间的关系，就是“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言论自由，但是结社也是自由的，你有言论自由，但党作为“自由结社”，为了维护“结社自由”，可以与散布反党观点的人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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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自由写他愿意写的一切，说他所愿意说的一切，不受任何限制。但是每个自由的团体（包括党内），同样也有自由赶走利用党的招牌来鼓吹反党观点的人。言论和出版自由应该充分的自由。但是结社也应该有充分的自由。为了言论自由，我应该给你完全的权利让你随心所欲地叫喊、扯谎和写作。但是，为了结社自由，你必须给我权利同那些说这说那的人结成联盟或者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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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斩钉截铁，那就是：党员作家不能反党，如果反党，那就请你从党的组织里出去，这样，你就可以享受你的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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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列宁比起来，毛泽东则要苦口婆心的多了。与列宁不同，毛泽东把党的组织、党的出版物的提法，改为了“人民的运动”和“人民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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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大家到延安来拥护共产党、追随共产党，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因为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求自由与解放，因此，作家们服从的不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也是人民群众的小学生，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观世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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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只要摆正了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那么，党与作家的关系，党与文艺的关系就很好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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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列宁的提法相区别，毛泽东说延安当时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什么党与文艺、党与作家的关系问题，我们开座谈会，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些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是为人民服务以及怎样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作家里面存在，而且，在党员作家中，在党里面，也是严重地存在着的，我们开座谈会，其实质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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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为什么是难以解决的呢？因为精神的根本问题，尤其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不仅在知识，不仅在认识，而更在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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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知识上，在口头上，大家都主张为人民服务，但是，在情感上却并不然。对于服务人民这件事，大家并不是在思想上转不过来，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这是因为大家在感情上“不爱人民”——毛泽东说：“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正因为在感情上没有转过来，所以，大家写的东西就不生动、不感人、不动人，既然连自己都感动不了，那就不可能感动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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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情感与意志，一部分为知识与理性。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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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生活，亦有两方面，意志及知识是也。意志之动，为冲动、为感情、知识之动，为感觉、为知觉、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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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在旁批注说：“此以感情属于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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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转变不仅是理论上的转变、知识上的转变，更是情感上的转变。毛泽东说，由于情感没有转变，所以大家的头脑里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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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在思想上整风之外，还要开一次文艺座谈会呢？毛泽东说，这是因为文艺从根本上说就是情感的艺术，开文艺座谈会，就是为了解决感情的问题。只有在思想上通了，而感情上也通了，那么精神和灵魂才会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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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运动，不仅是追求真理、践行真理的活动，也是一切把人民从情感上、意志上、信仰上加以提高的运动，在后一方面，文艺的作用是巨大的，不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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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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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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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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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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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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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是整个讲话的主旨，是讲话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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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旧称肤施，意思是“肤肉恩施”。传说尸毗王在此地看到老鹰追逐小鸽，遂割肉饲鹰，救出鸽子。这就是割肉贸鸽的故事。如今清凉山上依然有胜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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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陕北养育了走投无路的红军，是陕北人民养育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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