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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对，但也不十分对，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它甚至是十分的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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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仁宇说：如果没有政治有组织地推动，农业发展的剩余绝不会自动扩展到工业领域；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可以变为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可是当中却必须有组织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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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以蔽之，组织经济的力量，就是政治。黄仁宇简明地说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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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在于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具备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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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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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根本瓶颈究竟在哪里呢？这个瓶颈，就在社会发展的组织力量之阙如，就在于要素市场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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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明代起就有十大商帮，中国的市场很大，中国也不是没有商品经济，但是，中国发展了上千年的商品经济，其结果便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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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商品市场，中国缺的是要素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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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要素市场，一是指资源，二是指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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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资源，包括土地和矿产，中国有土地、有矿产，但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些资源不属于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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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资本——中国没有使市场升级的资本，甚至没有向生产发展投资的工具。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年至1936年为例，每年消费和投资率分别为：104.1%和–4.1%，97.5%和2.5%，102%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和6.0%。其中4年的投资率都是负数。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5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离开了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得到任何投资，中国庞大的人口将消费掉可怜的生产剩余，然后共产党只能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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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资源回到了人民手里，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发展的要素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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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答说，艾奇逊是在做梦，恰恰相反，没有了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人民会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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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资本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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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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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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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闭关政策之核心，尤在保存货币，唐以来，皆有“金银铜铁货不得下海”、“不得出边”之禁令，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缺乏贵金属的国家，且贵金属正是铸币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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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明隆庆元年）开始实行的大规模进口美洲白银政策，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它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日益依附于海外白银的供应，更使得买办商人逐步取代地主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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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1567年的白银大规模进口，到鸦片战争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共计270年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走过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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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现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而直到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挂钩，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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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社会毫无组织性，故税收极为困难，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财政预算，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借靠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更沦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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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币不能支撑的时候，国民党又尽收全国之黄金、外汇而发行金圆券，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金圆券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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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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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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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共产党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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