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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没有资本——中国没有使市场升级的资本，甚至没有向生产发展投资的工具。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年至1936年为例，每年消费和投资率分别为：104.1%和–4.1%，97.5%和2.5%，102%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和6.0%。其中4年的投资率都是负数。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5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离开了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得到任何投资，中国庞大的人口将消费掉可怜的生产剩余，然后共产党只能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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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的胜利，使中国的资源回到了人民手里，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发展的要素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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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回答说，艾奇逊是在做梦，恰恰相反，没有了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人民会过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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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接下来要解决的，就是资本短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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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来说，最难的就是组织现代生产与交换，而这里的关键就是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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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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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代闭关政策之核心，尤在保存货币，唐以来，皆有“金银铜铁货不得下海”、“不得出边”之禁令，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缺乏贵金属的国家，且贵金属正是铸币的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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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明隆庆元年）开始实行的大规模进口美洲白银政策，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它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日益依附于海外白银的供应，更使得买办商人逐步取代地主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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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从1567年的白银大规模进口，到鸦片战争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共计270年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走过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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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现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而直到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挂钩，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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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社会毫无组织性，故税收极为困难，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财政预算，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借靠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更沦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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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法币不能支撑的时候，国民党又尽收全国之黄金、外汇而发行金圆券，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金圆券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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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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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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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和共产党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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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手里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共产党的货币不以黄金和外汇为准备金，而是以根据地的资源——粮食、棉花、煤炭为后盾发行。黄金、外汇不能当饭吃，而没有粮食，人就活不下去，没有煤炭，工厂便不能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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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人民币的创造，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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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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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结发言，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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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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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之一，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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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1948年达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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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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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就是毛泽东交代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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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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