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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劳动者的联合走向松散，革命者的团结被瓦解，新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便会动摇、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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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充满着无数这样血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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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搞社会主义这样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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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主义者所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也是最成熟的一种利益集团统治方式——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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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产阶级之前，人类历史上一切统治方式的基础，归根结底就是暴力，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基于暴力，更是金钱买卖，是极为精巧的利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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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金钱买卖和公平交换的法则面前，劳动者阶级最经常、最一般的表现就是：为了眼前的小利，而放弃了自己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长远、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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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样感慨地说：“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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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进城前，上海的资本家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中共打天下100分，搞经济不及格。而毛泽东闻之十分不屑，他说：打天下没那么容易，搞经济未必就难成了那样。“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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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革命的关好过，过现代化的关也不难，但是，最难过的是社会主义这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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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什么是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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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胜利之后最大的危险，并不是我们搞不了经济、搞不好经济，而是在艰苦斗争和敌人的屠刀下凝成的劳动者阶级的联合会散掉，是革命者的共同体会因为内部的争权夺利而瓦解，而在眼前的、短期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阶级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革命的利益会被拱手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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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血战中凝成的劳动者的联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党风，在革命胜利之后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被敌人的暴力所击溃，而是被貌似公平的商品和金钱交换关系所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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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在武力上打败反动派，发展中国的经济，这都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而搞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才是真正的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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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如果不搞社会主义，如果劳动者“不能以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那么，经济很难发展起来，即使发展起来，其成果最终也会被葬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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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伙房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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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中央警卫部队紧急拆除了伙房内的炉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则把几面鲜红的党旗挂在了四壁，如此方才挡住了烟熏火燎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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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北赶来的林彪带来了一张虎皮，铺在了主席台上，成为整个会场里最值钱的陈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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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当时却这样批评说：林彪同志，我看你是山大王还没当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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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朴素的伙房，成了世上最壮丽的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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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与会者中，习仲勋是最年轻的一位，36岁的习仲勋当选了中央候补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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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兰夫是唯一的少数民族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的名字是云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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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和罗迈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时的校友，而蔡畅、罗迈则是除毛泽东外，另外两个新民学会成员。他们都当选了中央委员，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34位，而蔡畅是唯一的女性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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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时候，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中央委员中，当年的“中共一大”代表只剩下了两个：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董必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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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不是一次欢庆胜利的会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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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在3月12日大会报告发言《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问题》中，率先带头就土改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做了坦诚的自我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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