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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在第3册中）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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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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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册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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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最新集萃》杂志（1883年4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首先是错误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那里，他以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一个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了：1886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1883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容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1845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在1886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趾高气扬地自称是一种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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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样本。他还向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系列类似的下流滑稽故事向他的读者传授必要的知识，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像洛里亚一样的野心家，也像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在这样干了之后，他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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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取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1册第11章），并且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怎样解决这个矛看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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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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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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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同利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册已经出版了，我恰好针对这一点而公开提出的问题也随之面世了。假如洛里亚先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羞怯的德国人，他大概会觉得有些尴尬吧。然而他是一个厚脸皮的南方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地方，他尽可以断言，在那里，不结冰(2)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条件。利润率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了。洛里亚先生曾经公开宣告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他现在将要超越自己的能力去公开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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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20卷第272页及以下几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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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应当说商业〉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应当说利润〉，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成一种均等现象…… 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A、B、C在生产中各使用100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0、100和200，并且100个工作日的工资包含着50个工作日，那么，每个资本家就得到50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利润率对A来说是100%，对B来说是33.3%，对C来说是20%。但是，如果第四个资本家D积累了300非生产资本，凭此向A抽取40个工作日的价值，向B抽取20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利润〉，资本家A和B的利润率就都会下降到20%，和C的一样了。D有资本300，获得利润60，这就是说，利润率也是20%，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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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在10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平均利润率的这个额外利润，而且还把这个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像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事实上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确立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确立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本能够发现那些其剩余价值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一致的工业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牺牲者的运气多少变得好一些。一个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像得出马克思竟需要玩弄这样一套可怜的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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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也多么像一个狂吠不已的家伙啊！和这位大师的高贵的放肆态度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态度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本人一样的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不可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的厚颜无耻，混不下去时又像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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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是典型之邦。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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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找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以承认。对此他非常恼怒，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上指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的。那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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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c+v）＝y，再用x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Ⅰ来说，y＝c+v，对工厂Ⅱ来说，y＝（c-x）+（v+ x）。因此，工厂Ⅰ的剩余价值率＝，工厂Ⅱ的剩余价值率＝。我把总资本y或c+v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m）叫作利润（p），就是说p＝m。这样，工厂Ⅰ的利润率是＝或；工厂Ⅱ的利润率同样是＝或，即同样是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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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Ⅰ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恰好等于工厂Ⅱ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c、v、y和x，也就是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m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因为他用代数符号m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是相等的。相反地，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因为斯蒂贝林先生把利润p和剩余价值也直接等同起来了。这里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这两个m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作前提了；或者是，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全部计算就站不住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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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贝林先生不辞劳苦，不惜工本，在他的这种错误计算的基础上，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使他放心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1870年和1880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降，但他对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并且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册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学会按照作者写作的原样去阅读自己要加以利用的著作，并且首先不要读出原著中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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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册，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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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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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4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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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卷用六角括号〔 〕。——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