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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一种发挥，一种力的表现，一种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并不与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劳动——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动能力只需要有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费用部分地说不需要资本家负担，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通过职能本身发展起来，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其次，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进步，基础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容易地、普遍地、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而且，这种普及增加了这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总是剩余价值增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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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发生了二重化。一方面，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因而进一步就是作为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形式规定性。另一方面，特殊的资本，因而特殊种类的资本家，专门执行这些职能；这些职能因此也就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特殊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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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职能和流通费用，只有就商业资本来说才是独立化的东西。产业资本面向流通的方面，不仅存在于它不断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存在中，而且也存在于与工场并列的事务所中。但就商业资本来说，这个方面已经独立化了。对商业资本来说，事务所就是它的惟一工场。以流通费用形式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在批发商人那里显得比在产业家那里大得多，因为，除了每个产业工场本身附设的真正商业事务所以外，本应由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这样来使用的那部分资本，被集中在各个商人手中了。这些商人负责流通职能的继续执行，并担负由此产生的流通费用的继续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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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对商业资本来说，投在这种流通费用上的支出，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直接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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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约翰·贝勒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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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个在1865年作出的关于商业无产阶级命运的预言，怎样为以后的事实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成百上千的德国店员都有亲身体验。他们熟悉一切商业业务，掌握三四种语言，但在伦敦西蒂区却找不到一个每周挣25先令工资（远远低于熟练的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的工作。——手稿在此留下两页空白，表示对这一点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此外，可以参看第2册第6章（《流通费用》）第105—113页，在那里，各种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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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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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的周转是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因此包括整个生产过程。与此相反，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把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W—G，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自我回流的运动；从商人来看的G—W、W—G，表现为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在流通中，产业资本的形态变化总是表现为W1—G—W2；把出售所生产的商品W1而得到的货币，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料W2；这实际上是W1和W2相交换，因此，同一货币两次转手。货币的运动对两种不同商品W 1和W 2的交换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在商人那里，在G—W—G′中两次转手的，却是同一商品；它只是对货币流回到商人手中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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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有一个商人资本100镑，商人用这100镑购买商品，然后按110镑把这个商品卖掉，他的这个资本100就完成了一次周转，而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则取决于G—W—G′这个运动在一年中反复进行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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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把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中可能包含的费用完全撇开不说，因为这些费用丝毫不会改变我们这里首先要考察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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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像同1个塔勒流通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100，周转10次就是买了10次价值100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10倍的总商品资本＝1000。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职能，因此流通的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哪些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值，却是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G＋ΔG反复流回同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此外，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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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但这只是就它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来说的。它不会直接影响生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速度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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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旺盛），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W—G阶段。第二，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因此，它可以在已购买的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反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间另有12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当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弹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商人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弹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品性质造成的W—G和G—W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创造出一种虚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一次危机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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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危机中发生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暴露和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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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工厂主可以把产品卖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可以再把它卖给他的外国主顾；进口商人可以把他的原料卖给工厂主，工厂主可以把他的产品卖给批发商人，等等。但是，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上，商品堆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逐渐变得过多了。消费通常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兴旺到了极点，这部分地是因为一个产业资本家推动了一系列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部分地是因为他们雇用的工人由于充分就业，比平时支出多。资本家的支出也会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的（第2册第3篇），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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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由于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依次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商人资本周转的外在性和无概念性还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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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不仅能够对不同产业资本的周转，而且还能够对商品资本形态变化的相反的阶段起中介作用。例如，商人向工厂主买麻布，并把它卖给漂白业者。在这里，同一个商人资本的周转，——事实上是同一个W—G，即麻布的实现，——代表两个不同的产业资本的两个相反的阶段。只要商人是为生产消费而卖，他的W—G总是代表着一个产业资本的G—W，并且他的G—W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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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像在本章中所做的那样，把流通费用K撇开不说，也就是把商人在购买商品时支出的金额以外预付的那部分资本撇开不说，那么，商人用这个追加资本获得的追加利润ΔK当然也就抛在一边了。当需要考察商人资本的利润和周转怎样对价格产生影响时，这是严格合乎逻辑的、数学上正确的考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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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在起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只有像旧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着生产的纯粹商业公司才能想像，在情况完全改变以后还可以继续采用至多只和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相适应的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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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流行的偏见和一切关于利润等等的错误看法一样，是来自对纯粹的商业的直觉和商人的偏见，它所以能够保持下来，除了别的方面，还由于下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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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竞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涉及商业利润在各个商人即全部商人资本的股份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例如，在一个商人为了击败他的对手而廉价出售商品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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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像罗雪尔教授这类经济学家，在莱比锡还居然想像得出，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明智和人道”引起的，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变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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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果生产价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出售价格也降低，那么，需求往往会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市场价格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以致出售价格会提供大于平均利润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