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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货币，考察它的运动和形式规定性怎样从简单商品流通中发展起来时，我们已经看到（第1册第3章），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来流通的货币的量的运动，是由商品形态变化，由商品形态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决定的；现在我们又知道，这种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只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至于如何从产地取得货币材料金和银，那么，这归根到底是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也就是通过金和银作为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因此，这就像取得铁或其他金属一样，是商品交换的一个要素。至于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的运动（在这里，只要这种运动表现的是由借贷造成的资本转移，也即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进行的转移，我们就不加以考察），那么，它完全是由国际商品交换决定的，正像作为国内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是由国内商品交换决定的一样。贵金属从一国的流通领域到另一国的流通领域的流出和流入，如果只是由于一国铸币贬值或复本位制11引起的，就与货币流通本身无关，而只是对从国家方面任意造成的误差所作的纠正。最后，关于贮藏货币，如果它是用于国内贸易或对外贸易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并且，如果它同样是暂时闲置的资本的单纯形式，那么，它在这两个场合都只是流通过程的一种必然的沉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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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规模、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么，不言而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中介，担任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不进行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像它由每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就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来说，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制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在技术上更完善。就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来说，买和卖的规模与次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和卖引起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要的货币现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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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货币流通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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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G—W—G，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W—G—W相反，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么，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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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对货币流通起这种技术上的中介作用的货币资本，——这个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商人和产业资本家自己在另一种情况下也必须为这个目的预付的追加资本，——是由特殊一类资本家预付的，资本的一般形式G—G′也就会在这里出现。由于G的预付，对预付者来说，就会产生出G＋ΔG。但是，在G—G′中作为中介的东西，在这里与形态变化的物质要素无关，而只与它的技术要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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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货币经营者所操作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他们作为中介所实现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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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实现）的价值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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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商品经营业那里一样，在这里也发生了职能的二重化。因为，同货币流通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业务，有一部分必须由商品经营者和商品生产者自己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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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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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是由于许多王侯和城市拥有铸币权，他们的铸币在重量、成色方面，以及在花纹方面都极不相同，而在商业必须用一种铸币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就到处产生了使用当地铸币的必要性。为了用现金支付，商人在国外市场旅行时，要携带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同样，在启程回国时，要把他们收进的当地铸币换成未铸币的银或金。因此，兑换业，即把贵金属兑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兑换成贵金属，就成了一种十分普遍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1826—1829年波恩版第1集第437、438页）“汇兑银行所以得名……不是因为它发行汇票，开办信汇，而是因为它兑换各种货币。在1609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创立以前很久，在尼德兰各商业城市已经可以看到兑换业者，兑换所，甚至汇兑银行…… 这些兑换业者的业务，是把外国商人带入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铸币，换成当地法定通用的铸币。他们的业务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他们变成了那时候的出纳业者和银行业者。但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出纳业和兑换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危险，它决定建立一个赋有公开的全权去兼营出纳业和兑换业的大机构。这就是著名的1609年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由于不断需要兑换各种货币，威尼斯、热那亚、斯德哥尔摩、汉堡也设立了汇兑银行，所有这些汇兑银行中，只有汉堡银行今天还存在，因为这个没有自己的造币制度的商业城市，仍然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等等。”（西·菲瑟灵《实用国民经济手册》1860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部第247、2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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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出纳业者的制度，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尼德兰的商业城市中那样纯粹地保存着它最初的独立性质。（关于阿姆斯特丹出纳业的起源，见埃·卢扎克《荷兰财富》第3卷）他们的职能部分地与古老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职能相一致。出纳业者从那些利用他的服务的商人那里收到一笔货币，并在他的账簿中为商人开立‘贷方’的户头；商人还把他们的债权送交给他，由他替他们去收款，并把收到的钱也记在贷方栏内。另一方面，他要对这些商人所出的票据实行支付，并把支付的钱数记在商人的往来账上。他对这些收款和付款索取小额手续费，这是仅仅由于他在双方之间完成的周转额而得到的一个与他的劳动相当的报酬。如果和同一个出纳业者打交道的两个商人需要抵消他们的支付，那么，这样的支付通过对账就很容易了结，因为出纳业者逐日把他们互相间的债权进行抵消。因此，出纳业者的真正业务，就是这样给支付作中介；所以，这种业务不包括各种产业企业活动、投机和空头信用；因为这里必须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出纳业者为在他那里开立账户的商人支付的货币决不超过商人的存款额。”（菲瑟灵《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第243、244页）关于威尼斯的金库联合会，休耳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威尼斯的需要和地理位置，——在那里，现金的运送比在任何地方都更不方便，——这个城市的批发商人，在妥善的保护、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组织了金库联合会。如果某个这种联合会的会员存入一定数额的款项，那么凭这笔存款，他们可以向他们的债权人开出支付凭证，然后在为此设置的账簿中把应付的金额从债务人的账页上注销，并把它转入同一账簿中债权人的存款。这就是所谓转账银行的萌芽。这种联合会是很古老的。但是，如果说它起源于12世纪，那就把它和1171年设立的国债机关混同起来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453、4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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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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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货币积累的特殊形式，我们要在下一篇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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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像采矿业、农业、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部门，从而是产业资本的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阶段时，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执行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在它的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种粗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上独立起来，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资本的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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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般经济学家在考察形式区别时表现出的那种粗鲁态度（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这种区别的物质方面）以外，在庸俗经济学家那里，这种混淆还有以下两点作为基础。第一，他们没有能力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他们力图进行辩护，要把那些首先以商品流通、从而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有形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从而商品经营资本形式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产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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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过像谷物栽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也就完全是一回事了，特别是社会产品在社会各成员之间的分配（无论是用于生产消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也就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中介，就像要吃肉必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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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资本的基本形式，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而流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每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独特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提到它时，只是把它当作产业资本的一种。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人资本的场合，例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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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古老，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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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考察的，也只是商品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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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业资本限制在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必要的条件，无非就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所必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发生的形态变化。商人资本为之作中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就像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一样。惟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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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一方面，在每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面向交换价值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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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1.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交换构成；2.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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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论以商人为中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G—W—G′；货币，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和决定目的是把G转化为G＋ΔG；对G—G′行为起中介作用的G—W和W—G′行为，只表现为由G到G＋ΔG这个转化的过渡要素。这个G—W—G′，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W—G—W，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是交换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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