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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成了商品。从这个规定中就已经可以得出这种商品即作为商品的资本所特有的贷放形式（不过这种形式在其他交易中也会出现），而不是出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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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必须作如下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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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过（第2册第1章），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简单地回顾一下，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但是，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成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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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一旦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就必须投到市场上去，作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它是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就像买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一样。作为商品，产品必须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它的出售来实现它的价值，取得它的转化形态即货币。因此，这个商品是由一个消费者作为生活资料来购买，还是由一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购买，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流通行为中，商品资本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是和简单商品不同的商品资本，因为：1.它已经怀有剩余价值，因此，它的价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它单纯地作为商品，作为有一定价格的产品而存在；2.它作为商品所执行的这种职能，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由于只是它所进行的过程的部分运动，同时就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但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不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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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作为货币资本，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是作为商品（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来起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也并不是由于购买的行为，不是由于它在这里作为货币执行的实际职能，而是由于这个行为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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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实际执行职能，在过程中实际发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的作用。在形态变化的无论哪一个要素上，就其本身来看，资本家都不是把商品作为资本出售给买者（虽然这种商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他也不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给卖者。在这两个场合，他把商品单纯作为商品来让渡，把货币单纯作为货币，作为购买商品的手段来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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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同整个过程联系起来，在出发点同时表现为复归点的时候，在G—G′或W—W′中，才作为资本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出现，则是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家，由于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种回流的时候，中介过程已经消失。这里存在的，是G′或G＋ΔG（不管这个增加了ΔG的价值额现在以货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还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是一个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即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货币额。正是在这个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增殖的价值而存在的复归点上，在这样的形式上，——这个复归点想像地或者现实地作为静止点固定下来，——资本从来不进入流通，而是相反地表现为从流通中退出来的东西，表现为整个过程的结果。如果它再被支出，它也决不是作为资本让渡给第三者，而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卖给他，或者作为单纯的货币，为购买商品而支付给他。它在自己的流通过程中从来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在这里，这就是它对他人来说的惟一存在形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关系，无论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主观地说），或者作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来说（客观地说）都是如此。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才作为资本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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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特有的性质也正在于此。要把自己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占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是作为资本，而且对他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利润的使用价值；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占有者手中；因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的占有物变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占有物，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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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的偿还会怎样受它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一个特殊形式。因为这里贷放的，总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利息也是按这个金额计算的。如果贷出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流动资本，它就会按照固定资本流回的方式来偿还。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贷出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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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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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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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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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再生产过程的整体，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作为货币形态来考察），那就会看到，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一定的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加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加的货币额贷出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能够不断地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自己对自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资本结合在一起。而当资本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定性上让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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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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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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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没有得到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务证书或支付凭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务证书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有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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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G—W—G′，那么，在这里总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G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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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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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100顶帽子的生产价格＝115镑，并且这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15%，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的价值115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15镑的利润。他生产这些商品只花费100镑。如果他是用他自有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把这15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他也许就要拿出5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无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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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靠劳动生活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105页）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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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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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润。”［同上，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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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解之谜呢？是购买、价格、物品出让这几个范畴以及剩余价值在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中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成利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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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中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货币的这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等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把放出资本这第一个行为加以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件事，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手续，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作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手续，是第一个交易手续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中介的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只流回到他手中，那么，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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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让渡的这种特有形式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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