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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170338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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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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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能在这里详细研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在我们考察的范围之外。要说明利息率在产业周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我们要在这里阐述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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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前提，这个部分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表现为利息的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0。撇开利息事实上可能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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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金额和这个资本本身之间的比率，表示利息率，这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利息率决定于：1.利润率；2.全部利润在贷放人和借款人之间分割的比率。”（《经济学家》1853年1月22日）“因为人们为了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总是要由这种利润调节。”（马西，同上［《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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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变动决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润率＝20%，利息等于利润的利息率就＝5%；如果平均利润率＝16%，利息率就＝4%。在利润率为20%时，利息尽可以提高到8%，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仍会和利润率＝16%，利息率＝4%的时候一样，即12%。如果利息只提高到6%或7%，产业资本家仍会把较大部分的利润保留下来。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10的是2；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8。20的＝4；差额＝20-4＝16。25的＝5；差额＝25-5＝20。30的6；差额＝30-6＝24。35的＝7；差额＝35-7＝28。在这里，4%、5%、6%、7%这几个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总利润的或20%。因此，在利润率不同时，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总利润中同一个部分，或总利润中同一个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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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1)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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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的最高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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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就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利息和平均利润有关这个情况。当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一个已定的总量，例如利润的时候，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有待分割的总量有多大，而这个总量，即利润的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假定一般利润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说，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比如说100的利润量是已定的，显然，利息的变动就和用借入的资本营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的变动成反比。而那些决定有待分割的利润的量即无酬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决定利润在这两类资本家之间的分割的事情，是极不相同的，并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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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转向急转直下的阶段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3)从1843年夏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1842年春季仍然是的利息率，到1843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2%(4)；9月甚至降低到（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论》1849年伦敦第5版］第1卷第166页）；后来在1847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8%和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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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适度提高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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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的是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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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利息率即使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也具有下降的趋势。这是由于两个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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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么，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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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中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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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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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profits of enterprise）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 (6)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移。”（拉姆赛，同上［《论财富的分配》］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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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1.算出大工业周期中发生变动的利息率的平均数；2.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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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方面，像经济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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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惟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一部分归借债人，多大一部分归放债人才算合理；这一般地只有根据借贷双方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合理不合理，仅仅是双方同意的结果。”（［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