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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代表他人所有的资本，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而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执行资本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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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这两个部分作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所采取的形式，并不表示对劳动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只存在于劳动和作为这两个部分的总和、整体、统一体的利润，或更确切些说，剩余价值之间。利润分割的比率和进行这种分割所依据的不同的合法权，都以利润是现成的，利润已经存在为前提。因此，如果资本家就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就会把全部利润或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工人来说，资本家是把全部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是把利润的一部分付给某个第三者，即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因此，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中间实行分割的理由，就不知不觉地变成有待分割的利润即剩余价值——不管以后如何分割，资本本身总会从再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剩余价值取出来——存在的理由了。既然利息同企业主收入相对立，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相对立，二者互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相对立，由此就产生一个问题：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即利润，进一步说也就是剩余价值，是以什么为基础呢？是以这两个部分的互相对立的形式为基础！但是，在利润进行这种分割以前，在能够谈得上这种分割以前，利润已经生产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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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证明自己是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排除：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长在一起。劳动力也只有当它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被实现的时候，才证明它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这一点并不排除：劳动力自在地，在可能性上，作为一种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且作为这样的活动，它不是从过程中才产生的，而相反地是过程的前提。它是作为创造价值的能力被人购买的。购买它的人也可以不让它去从事生产劳动，例如，把它用于纯粹私人的目的，用于服务等等。资本也是这样。借入者是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用，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使它所固有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属性发挥作用，那是借入者自己的事情。在这两种场合，他为之支付的，是那个自在地，在可能性上已经包含在资本商品中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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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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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具有支配他人劳动这一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它不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生出的，而是由同资本特有的社会规定性（这种规定性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分离开来，就是劳动过程一般。因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不是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执行职能的人员，表现为一般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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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本身正好表明，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个人权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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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他除了具有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被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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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同本册第二篇(2)论述利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提出的各种补偿理由的情况是一样的。这些在剩余价值分配上作为决定的要素起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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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斯密已经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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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和指挥的劳动。(3)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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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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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最大限度。(4)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面：既包括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的执行，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有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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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亲眼目睹奴隶制度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像在那些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作替奴隶制度辩护的理由，就像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作替雇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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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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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园管事（villicus von villa）居于庄园奴隶（familia rustica）之首，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罚…… 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建议允许管事结婚，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位与奴隶一样…… 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所得的数量以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蒙森《罗马史》1856年第2版第1卷第809、8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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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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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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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们必须会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荣誉”让给一个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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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当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时，——不管这种劳动力是像奴隶制度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因而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常常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他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常常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可言的，是美国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他在1859年12月19日在纽约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发表高论。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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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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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么，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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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就它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管家”］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gisseur(5)［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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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7)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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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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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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