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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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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么，雇佣工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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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就它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产生而言，因而就它为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的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共有而言，这种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是直接地和不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Epitropos［古希腊的“管家”］或封建法国所称的régisseur(5)［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manager）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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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家，而是产业经理。(7)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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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进行了。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执行职能的人员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像资本家自己发展到最成熟时，认为大地主是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他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像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意味着，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竟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本主义的性质。相对于货币资本家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他人劳动的量，而且就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的精力来说，上述的工资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为进行这种剥削所付出的、并且在适当的报酬下可以让一个经理去承担的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前所有的工厂。(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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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其他的场合是偶然发生的，而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随着信用而发展起来的股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占有权相分离，这完全像司法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既不能以借贷也不能以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执行职能的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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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9)，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同其他工人的工资完全一样，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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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资本主义股份企业如股份银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情况。1863年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支付30%的年股息，伦敦联合银行等等支付15%的年股息。在这里，从总利润中除了扣除经理的薪水以外，还扣除了对存款支付的利息。这里的高额利润是由于缴入资本同存款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1863年伦敦威斯敏斯特银行缴入资本为1000000镑，存款为14540275镑。1863年伦敦联合银行缴入资本为600000镑，存款为12384173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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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的混淆，最初是由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资本家自己劳动所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对这种情况，于是社会主义者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为它在理论上伪称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面，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这种监督工资会像所有其他工资一样，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市场价格(10)，另一方面，随着导致受过专门训练的劳动力生产费用的下降的普遍发展，这种工资也像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越来越降低(11)，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对于理论上的粉饰来说就越发变得讨厌。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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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涉及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1845年伦敦版）一书中，看到极为有趣的详细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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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银行家和商人参加八个或九个不同公司董事会得到了什么：蒂莫西·亚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产后提交破产法庭的私人账目表明，他在董事项目下每年的收入为800—900镑。因为柯蒂斯先生曾经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个股份公司都以能够争取他担任董事为荣。”（第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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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21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种挂名董事实际行使的监督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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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主收入取决于资本的纯利润，而不是后者取决于前者。”（拉姆赛，同上［《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214页。在拉姆赛的著作中，纯利润总是＝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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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卷第12章第3节。——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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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这里〈在农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监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8、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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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劳动的性质要求劳动者〈即奴隶〉分散在一个广阔的地面上劳动，监工的人数以及这种监督所需的劳动的费用就会相应地增加。”（凯尔恩斯，同上［《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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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所谓原始积累》中的脚注（229）。——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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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本卷第322—32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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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版第1卷第67、68页。在这本书中，工厂主的这位平达同时还证明，大多数工厂主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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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1868年危机以后，有一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了他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破产以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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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这里引用的账目最多是到1864年为止，因为上文是1865年写成的。——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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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益和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7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同上，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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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习惯障碍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不是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提高，而是使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降低。”（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9年伦敦第2版第1卷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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