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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交易集中在银行手中,是通过:1.支行。地方银行在本地区各小城市内设有支行;伦敦的银行也在伦敦各区设有支行。2.代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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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地方银行都在伦敦设有代理处,以便在伦敦兑付本行的银行券或汇票,并接受伦敦居民存入本地居民账户的各种款项。”(第127页)“每个银行家都收兑别家的银行券,但不再发行出去。在每个较大的城市中,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交换各人的银行券。差额就用在伦敦兑付的汇票来付清。”(第134页)“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就像牛肉和啤酒便宜会鼓励人们贪食嗜酒一样。”(第137、138页)“因为发行本行银行券的银行总是用这种银行券来支付,所以他们的贴现业务好像完全是用这个办法创造出来的资本进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银行家用本行的银行券来兑付一切他所贴现的票据,然而他所有票据的十分之九仍然可能代表实际资本。因为,他自己虽然只用本行的纸币来兑付这种票据,但这种纸币不必在流通中停留到票据到期的时候。票据也许要3个月才到期,而银行券可能3天内就流回来了。”(第172页)“存户透支是一项正常业务;实际上,发放现金贷款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发放现金贷款不仅有个人担保,而且也有有价证券的存入作为保证。”(第174、175页)“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票据贴现形式贷给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100镑,那和他把这宗商品出售而取得100镑的票据,并把这张票据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有了这种贷款,他就能使商品保存到市场状况较好的时候,并能避免为了取得急需的货币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牺牲。”(第180、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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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论》第6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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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今天存在A处的1000镑,明天会被支付出来,形成B处的存款。后天它又可能由B处再支付出来,形成C处的存款,依此类推,以至无穷。因此,这1000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地增长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很可能,英国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除存在于银行家各自的账面上外,根本就不存在…… 例如在苏格兰,流通的货币〔而且几乎完全是纸币!〕从来没有超过300万镑,而银行存款却有2700万镑。只要没有普遍的突然提取存款的要求,这1000镑来回提存,就可以同样容易地抵消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我今天用来抵消我欠某商人债务的同一个1000镑,明天又可以被用来抵消他欠另一个商人的债务,后天又可以被这个商人用来抵消他欠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这同一个1000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抵消任何一个可以想像的存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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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吉尔巴特在1834年就已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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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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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这样的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1845—1847年的英国商业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能够干些什么。为了阐明下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先作一些简短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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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底,从1837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压在英国工业身上的压力开始减弱。在其后的两年中,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增加得更多;1845—1846年是高度繁荣的时期。1843年,鸦片战争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在的蓬勃扩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扩展以新的借口。“我们怎么会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收从兰开夏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1844年夏季以来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购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按照《商业危机》1848—1857年第1059号提问的记载,1846—1847年投在铁路上的资本,达到7500万镑,——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本来的营业多半也只好为此而失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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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这种本来的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行贴现率低:1844年是1845年直到10月,是在3%以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1846年2月)上升到5%,然后1846年12月,又下降到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要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我们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从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当中,并从在英国出售换回的货物当中获取双重的利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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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售的制度。这种制度,像我们在以下的说明中将详细描述的那样,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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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崩溃随着1846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900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足有750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那些把准备金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储备的是同一笔准备金的银行,也同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现率在1847年1月还只有3%—在恐慌最初爆发的4月已上升到7%,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6%),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10月已经上升到7%,11月又上升到10%,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支付的普遍停滞使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由于狡猾的1844年银行法加给它的种种限制而濒于破产。政府迫于普遍的要求,于10月25日宣布暂停执行银行法,从而解除了那些加给英格兰银行的荒谬的法律限制。这样,该行就能不受阻碍地把库存的银行券投到流通中去;因为这种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证,不会发生动摇,所以货币紧迫的情况立即得到了决定性的缓和;当然,不少陷入绝境的大小商行还是破产了,但危机的顶点过去了,银行贴现率12月又下降到5%,并且还在1848年中,一个新的营业活跃期就已准备就绪了,它挫伤了1849年大陆上革命运动的锐气,并在50年代先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繁荣,然后又引起了1857年的崩溃。——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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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关于国债券和股票在1847年危机中大为贬值的情况,上院在1848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提出说明。按照这种说明,1847年10月23日与同年2月相比,价值降低的总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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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签发汇票,而是为了能够签发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品。关于这种贸易上的欺诈,《曼彻斯特卫报》1847年11月24日有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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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A托B向曼彻斯特工厂主C购买货物,准备运往东印度D那里去。B凭C向B签发的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向C支付。B也用向A签发的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一经起运,A又凭提单向D签发以6个月为期的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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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购货人和发货人二者都在货物实际得到支付的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了资金;并且这种汇票在到期时通常总是会再更新一次,借口是在这种‘长期贸易’中回流需要有一段时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营业上的损失,并没有导致营业的收缩,而是恰恰导致营业的扩大。当事人越穷,就越需要购买,因为他们要通过购买得到新的贷款,以便补偿他们在以前投机中已经损失的资本。现在,购买已经不是由供求来调节,而是成了一个陷于困境的商行进行金融活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本国工业品输出上发生的现象,也在外国农产品购买和运输上发生了。印度的那些有足够信用可以拿汇票去贴现的商行所以购买砂糖、蓝靛、丝或棉花,并不是因为购买价格和伦敦最近的价格相比有利可图,而是因为从前向伦敦某商行签发的汇票快要到期,必须设法弥补。还有什么比购买一批砂糖,用向伦敦某商行签发以10个月为期的汇票来进行支付,并把提单邮寄伦敦的办法更为简单的吗?不到两个月,这批刚刚寄出的货物的提单,连同这批货物本身,就抵押到伦巴特街的银行去了,而伦敦的商行也在为这批货物签发的汇票到期以前8个月,就得到了货币。只要贴现公司还有充裕的货币可以凭提单和栈单提供贷款,并为印度商行向明辛街的‘著名’商行签发的汇票进行漫无限制的贴现,这一切就都会顺利进行,不会遇到阻碍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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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往印度的商品必须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候,这种欺诈办法一直流行着。但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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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下面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商业危机》报告(1847—1848年)中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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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4月最后一个星期,英格兰银行通知利物浦皇家银行说,从现在起,该行对皇家银行的贴现业务将减少一半。这个通知起了很坏的作用,因为近来在利物浦用汇票支付比用现金支付的情况多得多;并且因为通常要带许多现金到银行去兑付本人承兑汇票的商人,近来可以只带他们出售棉花及其他产品所得的汇票。这种做法迅速扩大,营业困难也同时增加了。银行必须为商人支付的承兑汇票,多半是国外签发的,以前多半要用产品所得的进款来偿付。商人现在所携带的用来代替以前的现金的汇票,有不同的期限和不同的种类,相当大一部分是以3个月为期的银行汇票,大多数是为棉花签发的汇票。这种汇票,如果是银行汇票,总是由伦敦的银行家承兑,如果不是,就由在巴西、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等地的各行各业的商人承兑…… 商人不互相签发汇票,但在利物浦购买货物的国内顾客,会用向伦敦的银行,或向伦敦其他的商行,或向任何一个人签发的汇票来偿付。英格兰银行的通知,使那种为已出售的外国产品签发的汇票缩短了期限,以前这种汇票的期限往往在3个月以上。”(第26、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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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英国从1844年到1847年的繁荣时期,是和第一次大规模的铁路欺诈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次欺诈活动对一般营业所产生的影响,上述报告有如下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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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4月,几乎所有商行都由于它们的一部分商业资本投在铁路上而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第41、42页)“有人凭铁路股票按高利息率如8%向私人、银行家、保险公司借款。”(第66、67页)“这些商行给予铁路这么多投资,这使他们自己不得不再用汇票贴现的办法,向银行过多地借入资本来继续进行他们本身的业务。”(第67页)(问:)“您是说,铁路股票的缴款大大加强了〔1847年〕4月和10月〔货币市场上〕已经存在的压力吗?”(答:)“我认为,那对4月份的压力未必会有什么影响。据我看,铁路股票的缴款,一直到4月,也许一直到夏季,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强了银行家的地位。因为货币的实际支出,完全不像货币的缴入那样迅速;因此,在该年初,大多数银行手里都有数额相当可观的铁路基金。〔这一点已经由银行家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许多证词所证实。〕这个铁路基金在夏季已逐渐消失,到12月31日已大为减少。10月份形成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银行手里铁路基金的逐渐减少;在4月22日和12月31日之间,我们手里的铁路基金余额已减少三分之一。铁路缴款在整个英国都有这种影响;它使银行存款渐渐枯竭。”(第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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