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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家都知道毛里求斯商业上和类似的商业上发生的事情。经纪人习惯于不仅在商品抵埠以后,以这种商品作为抵押(这是完全合法的),和以提单作为抵押,取得贷款,来偿付凭这批商品签发的汇票……而且在产品起运以前,有些时候甚至在产品制造以前,就以产品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例如有一次,我在加尔各答买了6000—7000镑汇票;出售汇票所得的钱被送往毛里求斯,以便资助那里的甘蔗种植;汇票被送到英国时,其中半数以上被人拒收;原因在于,在本应用来兑付这种汇票的砂糖终于运到时,发现这些砂糖在起运以前,实际上几乎还在熬制以前,已经抵押给第三者了。”(第78页)“现在必须为运往东印度市场的商品向工厂主支付现金;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购买者在伦敦有一点信用,他就能向伦敦签发汇票,并把汇票在伦敦贴现,伦敦现在的贴现率并不算高;他把用这个方法得到的货币付给工厂主……向印度运送商品的人,至少要12个月,才能从那里收回货款……一个拥有10000镑或15000镑的经营印度贸易的人,会在伦敦一家商行那里得到巨额的信用;他给该商行1%的手续费,按如下的条件向它签发汇票:送往印度的商品所得的货款,将交到这家伦敦商行;双方默契,这家伦敦商行不必实际预付现钱,这就是说,汇票会延期,直到货款流回为止。这种汇票在利物浦、曼彻斯特、伦敦贴现,其中有不少保留在苏格兰的银行手里。”(第79页)——(第786号)“有一家商行最近在伦敦倒闭了。人们在查账时发现了如下的情况: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商行,在加尔各答另有一家商行;它们在这家伦敦商行开有20万镑信用的账户,这就是说,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运商品去委托加尔各答那家商行销售的这家曼彻斯特商行的营业伙伴,有权向该伦敦商行签发总额20万镑的汇票;同时还商定,该加尔各答商行也向该伦敦商行签发20万镑的汇票;这种汇票在加尔各答出售,卖得的钱则被用来购买别的汇票寄给伦敦那家商行,让它能够兑付最初由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所签发的汇票。这样,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60万镑汇票。”——(第971号)“现在,如果加尔各答某商行〔为英国〕购买一船货物,用该行向伦敦代理商签发的汇票来支付,并把提单送往伦敦,那么,这种提单就会立即被他们拿到伦巴特街去获取贷款;因此,在他们的代理商必须兑付汇票以前,他们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利用这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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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1848年,上院一个秘密委员会开会研究1847年危机的原因。但是,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到1857年才公布(《调查商业危机原因的上院秘密委员会证词记录》(1857年),本书引用时简称:《商业危机》,1848—1857年)。在那里,利物浦联合银行董事李斯特先生作证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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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44号)“1847年春,信用过度膨胀……因为实业家已经把他们的资本由他们的营业转移到铁路方面去,但还是想维持原有的营业规模。每个人当初也许都认为,他可以出售铁路股票获得利润,由此弥补营业上需用的货币。也许他已经发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在自己以前用现金支付的营业中,现在改用信用。这样一来,信用就膨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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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00号)“这种使承兑银行蒙受损失的汇票,主要是为谷物或棉花签发的吗?…… 这是为各种产品,如谷物、棉花、砂糖和其他各种国外产品签发的汇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产品不跌价,也许只有油是例外。”——(第2506号)“只要没有充分的保证,包括对作为担保品的商品跌价的补偿,承兑汇票的经纪人就不会承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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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2号)“为产品而签发的汇票有两种。属于第一种的,是国外向进口商人签发的原汇票…… 这种为产品签发的汇票,往往在产品抵埠以前已经到期。因此,在商品抵埠的时候,如果这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就必须把商品送到经纪人那里去押款,直到他能把商品售出时为止。于是马上会由利物浦的商人用那宗商品作担保,向经纪人签发另一种汇票……因此,要弄清经纪人那里是否有这宗商品,以及他为这宗商品提供了多少贷款,就成了银行家要做的事情。银行家必须弄清楚,经纪人是否有财产能够在蒙受损失时用来补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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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16号)“我们也接受来自外国的汇票…… 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签发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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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33号)“您说,几乎每一种外国产品售出时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您认为,这是由于在这类产品上进行了不当的投机造成的吗?——这是由于这类产品进口很多,但没有相应的消费可以吸收它们。无论从哪一点看,消费都非常显著地下降了。”——(第2534号)“10月间……产品几乎完全卖不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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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崩溃最严重的时刻人们怎样普遍地“各自逃命”(1),一位第一流的行家,可敬的狡猾的战栗教徒,奥弗伦—葛尼公司的赛米尔·葛尼,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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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2号)“在恐慌笼罩着的时候,一个实业家不会自问,他把自己的银行券投放出去能获得多少,也不会问,他在出售国库券或利息率为3%的债券时会受1%的损失还是2%的损失。只要他一旦处于恐怖的影响之下,他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安全,不管其他人的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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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关于两个市场互相造成商品充斥的问题,一个从事东印度贸易的商人亚历山大先生,曾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本书引用时简称:《银行委员会》,1857年)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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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0号)“目前,如果我在曼彻斯特投下6先令,我将在印度收回5先令;如果我在印度投下6先令,我也将在伦敦收回5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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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印度市场为英国商品所充斥,英国市场也同样为印度商品所充斥。而且,这是在1857年夏天发生的情况,和1847年的惨痛经验相距还不到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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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文成语,原文是Sauve qui peut,是战场上大溃败时喊的口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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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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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下一个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大,那么,寻找投资场所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1816年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2700万在寻找别的投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 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打开出路。”(《通货论》1845年伦敦版第32—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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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845年,该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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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3%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黄金总额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 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期。”(同上,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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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金的输入不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可靠标志,但在没有另外一种说明方法的情况下,这种金的输入的一部分,显然代表着这样一种利润。”(约·盖·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0、41页)“假定在营业一直兴旺、价格有利、通货充足的时期,由于农作物歉收,需要输出500万镑金以输入同额价值的谷物。通货〔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闲置的货币资本。——弗·恩格斯〕会按同额减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许还和以前一样多,但是,商人在他们的银行里的存款,银行在它们的货币经纪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银行库存的准备金都会减少,而闲置资本额的这种减少的直接结果,将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4%提高到6%。因为营业状况良好,所以信任没有动摇,而信用会得到更高的评价。”(同上,第42页)“如果商品价格普遍下降,多余的货币就会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闲置资本的过剩就会使利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投在外国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上而被吸收掉。”(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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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摘录又是引自议会关于《商业危机》的报告(1847—1848年)。——由于1846—1847年的歉收和饥荒,必须大量进口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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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 因此,货币大量从银行流出,那些有汇票需要贴现的人越来越多地拥向贴现经纪人,经纪人开始仔细审查汇票。以前承诺提供的信贷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基础薄弱的商行倒闭了。完全依赖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银行家等人发现,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把握地可以把他们的汇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换成银行券,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对信贷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拒绝;他们在许多场合把他们的银行券储藏起来,以便将来偿付他们自己的债务;他们宁愿根本不发出银行券。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约·罗素勋爵那封信函,全面的破产恐怕已经发生了。”(第74、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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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的信函,使银行法暂停执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纳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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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商行有巨额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他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蓝靛厂、制糖厂上了。当他们的债务达到50—60万镑时,他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支付为此签发的汇票了;最后,他们只有靠他们的信用,而且是足够的信用,才能支付他们的汇票。”(第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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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位赛·葛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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