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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整个社会只是由产业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构成。此外，我们撇开价格的变动不说。这种价格变动使总资本的大部分不能在平均状况下实行补偿，并且，由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由信用发展起来的这种联系），这种价格变动必然总是引起暂时的普遍停滞。同样，我们撇开信用制度所助长的买空卖空和投机交易不说。这样，危机好像只能由各个不同部门生产的不平衡，由资本家自己的消费和他们的积累之间的不平衡来说明。然而实际情况是，投在生产上的资本的补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生产阶级的消费能力；而工人的消费能力一方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另一方面受以下事实的限制，就是他们只有在他们能够为资本家阶级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用。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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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只有当普遍歉收——不管是主要食物歉收，还是最重要的工业原料歉收——的时候，才可以谈到生产资本的实际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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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除了这种商业信用外，现在还要加上真正的货币信用。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互相间的信贷，同银行家和货币贷放者对他们的货币信贷交织在一起。在汇票贴现时，信贷只是徒有其名。一个工厂主出售他的产品而得到一张汇票，他把这张汇票拿到汇票经纪人那里去贴现。事实上，这个汇票经纪人只是发放他的银行家的贷款，而银行家贷给他的又是银行的存款人的货币资本，这些存款人就是产业资本家和商人自己，也有工人（通过储蓄银行），以及地租所得者和其他非生产阶级。因此，每一个工厂主或商人个人无须握有巨额的准备资本，也不必依赖现实的资本回流。但是另一方面，部分地因为人们使用单纯的空头汇票，部分地因为有些商品交易专门以创造汇票为目的，于是全部过程就变得十分复杂，以致在资本回流实际上早已只有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货币贷放者，一部分靠牺牲那些受骗的生产者才能实现之后，竟然还能平静地继续维持营业扎实可靠、回流十分顺畅的假象。因此，正好在崩溃的前夕，营业总是显得几乎安然无恙。关于这一点，例如1857年和1858年的《银行法报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在那里，所有银行董事，商人，总之，以奥弗斯顿勋爵为首的所有被邀请的专家，都互相祝贺营业的繁荣和稳定，——这正好是在1857年8月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月。而令人奇怪的是，图克作为研究历次危机的历史学家，在他的《价格史》一书中，也再一次陷入这种错觉。在崩溃一下子到来之前，营业总是非常稳定，特别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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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货币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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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货币资本的增大，并不是每次都表示现实的资本积累或再生产过程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产业周期中紧接着危机过后的那个阶段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时，借贷资本大量闲置不用。在这种时刻，生产过程紧缩（1847年危机后，英国各工业区的生产减少三分之一），商品价格降到最低点，企业信心不足，这时，低微的利息率就起着支配作用。这种低微的利息率无非是表明：借贷资本的增加，正是由于产业资本的收缩和委靡不振造成的。当商品价格下跌，交易减少，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收缩时，所需的流通手段就会减少；另一方面，在对外债务一部分由金的流出，一部分由破产而偿清之后，也就不需要追加的货币去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了；最后，汇票贴现业务的规模，随着汇票本身的数目和金额的缩小而缩小，——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因此，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不论是用于流通手段，还是用于支付手段（这里还谈不上新的投资），都会减少，这样，借贷货币资本相对说来就充裕了。不过，正如以后将会看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也会实际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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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1847年危机后，就流行着“交易紧缩，货币过多”的现象（《商业危机》，1847—1848年，证词第1664号）。因为“商业几乎完全遭到破坏，投入货币的可能性几乎完全没有”，所以利息率是很低的（同上，第45页，利物浦皇家银行董事霍奇森的证词）。这些绅士（而霍奇森还是其中最出色的一个）为了说明这种现象而发表过什么谬论，从下面一段话就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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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紧迫〈1847年〉是由国内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引起的，而这种减少部分地是由于从世界各地进口的货物必须用金支付，部分地是由于流通资本（floating capital）转化为固定资本而造成的。”［同上，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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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怎么会减少国内的货币资本，这是不可理解的。因为，拿铁路这个当时的主要投资项目来说，无论金或纸币都没有用来架设桥梁和铺设铁轨，并且购买铁路股票的货币，只要它的存入是为了交付股金，就同一切其他银行存款完全一样地执行职能，正如上面指出的(3)，甚至还会暂时增加借贷货币资本；而这些货币在实际用在建筑上的时候，它们就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国内流通。固定资本不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由于不能出口，也就不会有出口货物换回的可供支配的资本，从而也就不会有现金或金银条块形式上的回流。只是就这一点来说，货币资本会由于流通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受到影响。不过，当时英国的出口货物，在国外市场上也是大量堆积，卖不出去。当时曼彻斯特等地的商人和工厂主，把自己企业的一部分正常资本投在铁路股票上面，于是不得不靠借入资本来经营自己的企业，对他们来说，流通资本实际上已经固定下来，因此，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如果他们把属于自己企业的资本提取出来，不是投到铁路方面，而是投到比如说采矿业方面，并且采矿业的产品铁、煤、铜等等本身也是流通资本，其结果还是一样。——当然，由于歉收、谷物进口、金的流出而造成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实际减少，则是一件和铁路投机毫不相干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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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自己的货币投到铁路方面，几乎所有商行都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同上，第42页］——“各商行都把这样大量的货币贷给铁路，结果这些商行不得不通过汇票贴现的方式再向银行取得大量贷款，并以此来维持自己的营业。”（同一位霍奇森，同上，第67页）“在曼彻斯特，铁路投机使许多人遭到巨大损失。”（罗·加德纳，同上，证词第4884号。在第1册第13章第3节c及其他地方曾多次提到过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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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无限度的欺诈。但是还有别的情况促使有关部门的一些十分富有的商行遭到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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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有雄厚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它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靛蓝厂和制糖厂上了。后来，当它们的债务达50—60万镑时，它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兑付它们的票据了，最后才发觉，为了兑付它们的票据，只有完全依靠它们的信用”（查·特纳，利物浦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人，同上，第73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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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看加德纳的证词（同上，第487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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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条约签订后，国内立即出现了竭力扩大对华贸易的广阔前景，有许多大工厂专门为了做这种生意而建立起来，以便制造那种主要是销往中国市场的棉织品，因此，除了我国已有的全部工厂外，还要加上这些工厂。”——（第4874号）“这种生意做的怎样呢？——倒霉透了，真是一言难尽；我不认为，1844年和1845年对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已经收回；因为茶叶是主要的回头货，并且因为曾使我们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我们工厂主都确信茶叶税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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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看英国工厂主所特有的信念的天真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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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国外市场的贸易，不是受国外市场购买商品的能力的限制，而是受国内我们对作为我国工业品的回头货而得到的那些产品的消费能力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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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和英国通商的比较穷的国家，对任何数量的英国工业品当然都能够进行支付和消费，而遗憾的是，富有的英国竟不能消化作为回头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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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76号）“起初我运出一些商品，出售时大约亏损15%，因为我完全相信，我的代理商购买茶叶的价格，可以使我在英国转卖这些茶叶时，获得一笔足以补偿上述损失的利润；结果我非但没有获得利润，有时反而亏损25%，甚至50%。”——（第4877号）“工厂主出口是自负盈亏吗？——主要是这样的；商人好像不久就发觉，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好处，所以他们怂恿工厂主采取委托销售的办法，而不必亲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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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1857年，损失和破产主要落到了商人身上，因为这一次是工厂主让商人对国外市场商品过剩承担了“自负盈亏”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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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参看下面举出的关于伊普斯威奇地区的例子，在1857年以前的几年间，那里的租地农民的存款增加了3倍(4)），从前的私人贮藏货币或铸币准备金，都在一定时间内转化为借贷资本。这样造成的货币资本的扩大，和伦敦股份银行开始对存款支付利息时存款的增长一样，并不表示生产资本的增加。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时，这种扩大只会引起借贷货币资本比生产资本充裕。由此出现低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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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生产过程再一次达到过度紧张状态以前的那种繁荣局面，商业信用就会大大扩张，这种扩张实际上又是资本容易流回和生产扩大的“健全”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利息率虽然已经高于最低限度，但是仍然很低。事实上这是惟一的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低利息率，从而借贷资本的相对充裕，可以说是和产业资本的现实扩大结合在一起的。由于资本回流容易并且具有规则性，加上商业信用扩大，这就保证了借贷资本的供给（虽然需求已经增长），防止了利息率水平的上升。另一方面，只有到这时，没有准备资本甚至根本没有任何资本而完全依靠货币信用进行操作的冒险家们，才引人注目地涌现出来。此外，还有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的显著扩大和新型大企业的大批开张。现在，利息提高到它的平均水平。一旦新的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支付停滞，再生产过程瘫痪，并且，除了上述的例外情况，在借贷资本几乎绝对缺乏的同时，闲置的产业资本发生过剩，这时，利息就会再升到它的最高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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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表现在利息率上的借贷资本的运动，和产业资本的运动，总的说来是方向相反的。有一个阶段，低的但是高于最低限度的利息率，与危机以后的“好转”和信任的增强结合在一起；特别是另一个阶段，利息率达到了它的平均水平，也就是离它的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等距的中位点，——只是在这两个阶段，充裕的借贷资本才和产业资本的显著扩大结合在一起。但是，在产业周期的开端，低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收缩结合在一起，而在周期的末尾，则是高利息率和产业资本的过多结合在一起。伴随“好转”而来的低利息率，表示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的需要是微不足道的，商业信用还是立足于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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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产业周期的情况是，同样的循环一旦受到最初的推动，就必然会周期地再现出来。(5)在松弛的情况下，生产下降到上一个周期已经达到并且现在已经奠定技术基础的那个水平以下。在繁荣期——中位期，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在生产过剩和投机盛行的时期，生产力伸张到极点，直至越过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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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期间，支付手段不足，这是不言而喻的。汇票的可兑现性，取代了商品本身形态变化的地位，并且，单靠信用来进行交易的商家越多，这个时期的情形就越是这样。像1844—1845年那样不明智的和错误的银行立法，只会加深这种货币危机。但是，任何银行立法也不能消除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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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都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对支付手段的激烈追求必然会出现。所以乍看起来，好像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而且，事实上问题只是在于汇票能否兑换为货币。但是这种汇票多数是代表现实买卖的，而这种现实买卖的扩大远远超过社会需要的限度这一事实，归根到底是整个危机的基础。不过，除此以外，这种汇票中也有惊人巨大的数额，代表那种现在已经败露和垮台的纯粹投机营业；其次，代表利用别人的资本进行的已告失败的投机；最后，还代表已经跌价或根本卖不出去的商品资本，或者永远不会实现的资本回流。这种强行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全部人为体系，当然不会因为有一家像英格兰银行这样的银行，用它的纸券，给一切投机者以他们所缺少的资本，并把全部已经跌价的商品按原来的名义价值购买进来，就可以医治好。并且，在这里，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在这个纸券的世界里，在任何地方显现出来的都不是现实价格和它的现实要素，而只是金银条块、硬币、银行券、汇票、有价证券。在全国金融中心，例如伦敦，这种颠倒表现得尤为明显。全部过程都变为不可理解；而在生产中心，情况就不这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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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危机中出现的产业资本过多的现象，还要指出：商品资本自在地同时也是货币资本，是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一定的价值额。作为使用价值，它是一定量的有用物品，这些物品在危机期间出现过剩。但是，作为自在的货币资本，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它总是处在不断的扩张和收缩中。在危机前夕和危机期间，商品资本就其作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属性来说会收缩。商品资本对它的持有者和这些持有者的债权人（也包括作为汇票和贷款的担保）来说，同它被买进和用作贴现与抵押的依据的时候相比，只代表更少的货币资本。如果这就是认为一国的货币资本在货币紧迫时将会减少的那种主张所说的意思，那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已经下跌。而价格的这种狂跌，只是和它以前的猛涨相抵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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