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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达到了最高限度，与此同时，利息率也达到了最高限度；利润率几乎没有了，与此同时，对产业资本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了。在这个时期，每个人借钱都只是为了支付，为了结清已经欠下的债务。相反地，在危机以后的复苏时期，人们要求借贷资本，却是为了购买，为了把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所以，这时，要求借贷资本的，或者是产业资本家，或者是商人。产业资本家把借贷资本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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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本身，决不可能是利息率提高的原因。较高的工资决不是较高的利润的原因，虽然对产业周期某些特殊的阶段来说，较高的工资可以是较高的利润的结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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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力的需求可以因为对劳动的剥削是在特别有利的情况下进行而增加，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从而对可变资本需求的增加本身，不是使利润增多，而是相应地使利润减少。虽然如此，由于以上原因，对可变资本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对货币资本的需求也会增加，而这种情况能够提高利息率。这时，劳动力的市场价格就超过它的平均水平，就有超过平均数的工人就业，同时利息率也提高了，因为在那种情况下，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增加了。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这种商品像每种其他商品一样变贵，使它的价格上涨，但并没有使利润增多，因为利润恰恰主要是以这种商品相对便宜为基础的。但是同时——在上面假定的情况下——这种需求会提高利息率，因为它提高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如果货币资本家不是贷出货币，而是转化为一个产业家，那么，他必须对劳动支付较高的报酬这件事本身，并不会提高他的利润，而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利润。总的经济情况可能是：虽然如此，他的利润还是提高了，但这决不是因为他对劳动支付了较高的报酬。然而，只要这件事增加了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就足以提高利息率。如果其他经济情况不利，工资却由于某种原因提高了，那么，工资的提高会使利润率下降，但是，会按照它所增加的对货币资本的需求程度使利息率相应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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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劳动不说，奥弗斯顿叫作“对资本的需求”的，只是对商品的需求。对商品的需求提高商品的价格，而不管是需求超过了平均水平，还是供给低于平均水平。如果产业资本家或商人对自己从前付100镑的同一商品量，现在例如要付150镑，那么，他本来要借100镑，现在就要借150镑，因而在利息率为5%时，他本来要付5镑，现在就要付镑。他所支付的利息量会增加，因为借入的资本量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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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弗斯顿先生的全部尝试，就在于把借贷资本的利益和产业资本的利益说成是一致的，而他的银行法却正好打算利用这两种利益的差别，以利于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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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的供给低于平均水平时，对商品的需求所吸收的货币资本不比以前多，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为商品总价值支付的金额是一样的，也许更少，不过用同一金额得到的使用价值量会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保持不变，因而利息率不会提高，虽然和商品的供给相比，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因而商品的价格会提高。只有当对借贷资本的总需求增加时，利息率才会受到影响；而在上面的假定中，情形并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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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可能有这种情况，即一种商品的供给可能低于平均水平——例如，在谷物、棉花等歉收的场合——，可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却会增加，因为人们指望价格会进一步提高而进行投机，而提高价格的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暂时从市场上撤走一部分供给。为了支付买进的商品而不卖出商品，就要通过商业的“票据业务”获得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会增加，并且利息率也会由于市场上的商品供给受到这种人为阻碍而提高。这时，较高的利息率就表现出商品资本供给的人为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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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对一种商品的需求，可以因为它的供给已经增长和它的价格低于它的平均价格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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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保持不变，甚至会减少，因为用相同的货币额，能够得到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里，也可能形成投机性的商品储备，这部分地是为了利用对生产有利的时机，部分地是为了等待以后价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对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增加，而利息率的提高则表明，资本已经投在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过剩储备中。这里，我们只考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受到商品资本供求的影响时的情况。以前已经说明，再生产过程在产业周期各个阶段中的变动状态，是怎样影响借贷资本的供给的。奥弗斯顿狡猾地把市场利息率决定于（借贷）资本的供求这个平凡的论点，和他自己所作的借贷资本和一般资本是同一个东西的假定搀和在一起，企图用这个办法把高利贷者转化为惟一的资本家，并把高利贷者的资本转化为惟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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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紧迫时期，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就是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再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决不是对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同时，利息率能够提得很高，而不论现实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是过剩还是不足。只要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给他们提供他们所缺少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用于支付的等价物，那么，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正是在这一点上，流行的危机理论争论的双方各有正确和错误的地方。断言只缺少支付手段的人，要么他们眼中只看到那些拥有可靠担保的人，要么他们自己是一些蠢人，认为银行有义务也有权力用纸票把所有破产的投机家转化为有支付能力的稳健的资本家。断言只缺少资本的人，要么只是玩弄字眼，因为正是这时，由于输入过剩、生产过剩，有大量不能转化成货币的资本存在，要么他们说的就只是那些信用冒险家，这些人现在实际上已经处于再也得不到他人的资本来经营业务的境地，因此要求银行不仅帮助他们补偿丧失的资本，而且使他们能够继续进行投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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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意义上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第一，］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会突然作为惟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第二，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理论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弗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没有这种现象，因为在它们借以运动的那种狭隘的基础上，信用和信用货币都还没有得到发展。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很清楚，只要一个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这个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全部现代产业史都表明，如果国内的生产已经组织起来，事实上只有当国际贸易平衡暂时遭到破坏时，才要求用金属来结算国际贸易。国内现在已经不需要使用金属货币了，这已由所谓国家银行停止兑现的办法所证明。而且每当遇到紧急情况，这个办法总是被作为惟一的救急手段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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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人之间，说他们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相抵，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签发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如下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国。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支付期限接连到来，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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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的流通期限比通常的期限长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格斯〕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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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像奥弗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么，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4%（1月到9月）、2(1/2) %—3%（11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1845年利息率为2(1/2)%、2(3/4)、3%（1月至10月），最后几个月是在3%和5%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便士。在1845年为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1844年3月3日为627042包；在1845年3月3日为773800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1845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1845年用4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8便士，而在1845年9月和10月，他却可以按每磅便士或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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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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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资本一般的供求相一致（不过资本一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而他所要的从来不是资本本身，相反，他所要的始终只是这种特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货币贷放者，代替货币贷放者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像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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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1857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252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271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作“流动资本”（第485号），他所说的流动资本也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资本”（第502、503号）；后来把金条也列入了（第503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1198号），而按照奥弗斯顿先生以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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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现有的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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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2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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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者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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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1844年银行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弗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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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法》，1857年，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证词：（第4516号）“您作为银行家，经营资本还是经营货币呢？——我们经营货币。”——（第4517号）“存款是怎样存入您的银行的？——用货币。”——（第4518号）“存款又是怎样付出的呢？——也是用货币。”——［第4519号。］“能说存款是不同于货币的某种东西吗？——不能。” 奥弗斯顿（见第26章）总是把“资本”和“货币”混淆起来。对他来说，“货币的价值”也是利息，而这个利息是由货币量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才应该是利息，这个利息是由对生产资本的需求以及由生产资本生出的利润决定的。他说：（第4140号）“资本这个词的使用是很危险的。”——（第4148号）“金从英国输出，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一般来说，货币量的减少自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不是资本市场上需求的增加〉。”——（第4112号）“货币从一国输出多少，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多少。国内现有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在他的理论中，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同商品的价值相比，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由于通货收缩而提高；因此，货币价值的这种提高＝商品价值的下降。但因为在这期间甚至对他来说也无疑地证明了，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现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就应该提高它作为生息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息率。〉留下的货币的价值的这种提高，会制止货币的流出，并且，这种提高会继续下去，直到它带回足以恢复平衡的货币量时为止。”——奥弗斯顿的矛盾，下面我们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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