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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个人之间，说他们在互相交易上都有支付逆差，似乎是荒唐可笑的。如果他们互相是债务人和债权人，那很清楚，只要他们的债权不能相抵，就余额说，必然会有一方是另一方的债务人。但国与国之间决不是这样。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情况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论点是：虽然两国之间的贸易差额最后必须相抵，但支付差额对一国来说还可能是顺差或逆差。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的区别在于：支付差额是一个必须在一定时间内结清的贸易差额。危机所做的，是把支付差额和贸易差额之间的差别压缩在一个短时间内；而在危机已经发生，因而支付期限已到的国家，又会有某些情况发展起来，这些情况本身会引起结算时期的这种缩短。首先是输出贵金属；然后是抛售委托销售的商品；输出商品，以便抛售这些商品，或凭这些商品在国内取得贷款；提高利息率，宣布废止信用，使有价证券跌价，抛售外国有价证券，吸收外国资本投到这些已经贬值的有价证券上，最后是宣告破产，以清偿大量债权。这时，还往往要把金属输出到已经爆发危机的国家，因为向那里签发的汇票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最安全的办法是用金属支付。此外还有如下情况：对亚洲来说，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大都同时直接或间接地是它的债务国。一旦上述各种情况对另一个有关国家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个国家也会开始输出金银，一句话，支付期限接连到来，于是会重复同样一些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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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业信用中，利息，作为信用价格和现金价格的差额，只是当汇票的流通期限比通常的期限长时，才加到商品的价格中去。否则，就不会。这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一手接受信用，另一手给予信用。〔这和我的经验是不一致的。——弗·恩格斯〕但是，只要贴现以这种形式在这里出现，贴现就不是由这种商业信用调节，而是由货币市场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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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决定利息率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像奥弗斯顿所断言的那样，和现实资本的供求是一回事，那么，利息就必然会因为我们考察的是不同的商品，或者是同一商品的不同阶段（原料、半成品、成品），而同时是低的又是高的了。1844年英格兰银行的利息率，是在4%（1月到9月）、2(1/2) %—3%（11月到年终）之间变动的。1845年利息率为2(1/2)%、2(3/4)、3%（1月至10月），最后几个月是在3%和5%之间。优级奥尔良棉的平均价格，在1844年为便士。在1845年为便士。利物浦的存棉在1844年3月3日为627042包；在1845年3月3日为773800包。按照棉花的低廉的价格判断，1845年的利息率必然是低的，而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内，它也确实是低的。但是如按照棉纱来判断，利息率却必然是高的，因为棉纱的价格是相对高的，棉纱的利润是绝对高的。每磅价值4便士的棉花，1845年用4便士的纺纱费就可以纺成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这个棉纱一共只要纺纱者花费8便士，而在1845年9月和10月，他却可以按每磅便士或便士的价格出售（见下述怀利的证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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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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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借贷资本的供求要和资本一般的供求相一致（不过资本一般的供求这句话是荒谬的；对产业家或商人来说，商品是他的资本的一个形式，而他所要的从来不是资本本身，相反，他所要的始终只是这种特殊的商品本身，并且把它作为商品——谷物或棉花——来购买和支付，而不管它在他的资本循环中起什么作用），那就要假定没有货币贷放者，代替货币贷放者的是占有机器、原料等等的借贷资本家，他们像出租房屋一样，把这些东西贷给或租给那些自己也有一部分这些物品的产业资本家。在这样的情况下，借贷资本的供给就会和对产业资本家的生产要素的供给相一致，会和对商人的商品的供给相一致。但是，很明显，这样，利润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分配，首先就会完全取决于贷出的资本和使用者所有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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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魏格林先生的说法（《银行法》，1857年），利息率是由“闲置的资本量”决定的（第252号）；“只是寻找投资场所的闲置的资本量的指数”（第271号）；这种闲置的资本后来又叫作“流动资本”（第485号），他所说的流动资本也包括“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其他的流通手段，例如地方银行的银行券和国内现有的铸币……我把各银行的准备金也列入了流动资本”（第502、503号）；后来把金条也列入了（第503号）。所以，同一个魏格林又说，“在我们〈英格兰银行〉手里实际握有绝大部分闲置的资本时”，英格兰银行对利息率会有巨大的影响（第1198号），而按照奥弗斯顿先生以上的证词，英格兰银行却“没有资本的位置”。魏格林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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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我看来，贴现率是由国内闲置的资本量调节的。闲置的资本量则由英格兰银行的准备金所代表，而这种准备金实际上是金属准备。因此，当金属贮藏减少时，就会使国内闲置的资本量减少，从而使现有的其余部分的价值提高。”（第12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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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斯图亚特·穆勒说（第21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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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为了要维持它的银行部的支付能力，必须竭力充实银行部的准备金；因此，它一旦发觉已有现金流出，它就必须使它的准备金得到保证，或者限制它的贴现，或者出售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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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只考察银行部，准备金就只是存款的准备金。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银行部应该只作为银行家来经营业务，而不用考虑银行券的“自动”发行。不过，在真正的货币紧迫时期，英格兰银行就会不顾单由银行券构成的银行部准备金，而紧紧盯住金属贮藏；如果它不想破产，它就必须这样做。因为，随着金属贮藏消失，银行券的准备金也相应地消失；关于这一点，利用1844年银行法对这个问题作了英明处理的奥弗斯顿先生，应该比谁都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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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银行法》，1857年，银行家特韦尔斯的证词：（第4516号）“您作为银行家，经营资本还是经营货币呢？——我们经营货币。”——（第4517号）“存款是怎样存入您的银行的？——用货币。”——（第4518号）“存款又是怎样付出的呢？——也是用货币。”——［第4519号。］“能说存款是不同于货币的某种东西吗？——不能。” 奥弗斯顿（见第26章）总是把“资本”和“货币”混淆起来。对他来说，“货币的价值”也是利息，而这个利息是由货币量决定的；“资本的价值”才应该是利息，这个利息是由对生产资本的需求以及由生产资本生出的利润决定的。他说：（第4140号）“资本这个词的使用是很危险的。”——（第4148号）“金从英国输出，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一般来说，货币量的减少自然会引起货币市场上需求的增加〈因此，按照这种说法，不是资本市场上需求的增加〉。”——（第4112号）“货币从一国输出多少，国内的货币量就减少多少。国内现有货币量的减少，使这个货币的价值提高。〈在他的理论中，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同商品的价值相比，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由于通货收缩而提高；因此，货币价值的这种提高＝商品价值的下降。但因为在这期间甚至对他来说也无疑地证明了，流通货币量不决定价格，所以，现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减少，就应该提高它作为生息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息率。〉留下的货币的价值的这种提高，会制止货币的流出，并且，这种提高会继续下去，直到它带回足以恢复平衡的货币量时为止。”——奥弗斯顿的矛盾，下面我们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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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这里出现了混乱：存款作为一种要求银行家偿付的索取权和存入银行家手中的货币，这二者都成了“货币”。银行家特韦尔斯在1857年银行委员会面前曾举出如下的例子：“我用10000镑开始我的营业。我用5000镑购买商品，堆在我的库房里。我把其余5000镑存在一个银行家那里，以便需要时取出。但我仍然把10000镑全部看作我的资本，虽然其中的5000镑是处于存款或货币形式”（第4528号）。由此，引出了下面一场很妙的辩论：（第4531号）“您已经以银行券的形式把您的5000镑给了某人吗？——是的。”——（第4532号）“这样，这个人就有了5000镑存款吗？——是的。”——（第4533号）“您也有5000镑存款吗？——完全正确。”——（第4534号）“他有5000镑货币，您也有5000镑货币吗？——是的。”——（第4535号）“那最终都是货币吗？——不是。”——这个混乱部分地是这样造成的：存入5000镑的A，可以把这5000镑提出，就像这5000镑仍在他手里一样由他支配。就这一点来说，这5000镑对他执行着可能的货币的职能。但他每一次提款，都会相应地减少他的存款额。如果他取出现实的货币，而他原来的货币已经贷给别人，那么，他得到的就不是他自己的货币，而是另一个存款人存入的货币。如果他用一张向他的银行家签发的支票，来偿付他对B的债务，B把这张支票存放在自己的银行家那里，而A的银行家也有一张向B的银行家签发的支票，以致这两个银行家只要交换一下支票就行了，那么，由A存入的货币就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一次是在已经得到A所存入的货币的人手里，一次是在A自己手里。在第二次执行职能时，货币并没有介入，却抵消了债权（A对他的银行家的债权和这个银行家对B的银行家的债权）。在这里，存款执行了两次货币的职能：即作为现实的货币，然后又作为货币索取权。单纯的货币索取权，只能通过债权的抵消来代替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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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见本卷第418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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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见本卷第626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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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1703388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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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三十三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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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速度的大调节器是信用。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上尖锐的紧迫状态，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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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而另一方面，以一张500镑的银行券为例。A今天在兑付汇票时把这张银行券交给B；B在同一天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在同一天用它来为C的汇票贴现；C把它支付给他的银行，这个银行再把它贷给汇票经纪人等等。银行券在这里为购买或支付而流通的速度，是由它不断以存款的形式流回到某人手里，并以贷款的形式再转移到他人手里的速度所决定的。流通手段的单纯节约，在票据交换所里，在到期汇票的单纯交换上发展到了最高点，这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职能只是结清余额。但这种汇票的存在本身又是以工商业者互相提供的信用为基础的。如果这种信用减少了，票据，特别是长期票据的数目就会减少，因而这种结算方法的效力也会减小。这种节约是由于在交易上排除货币，完全以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为基础，而这种职能又是以信用为基础的。这种节约只能有两种（撇开已或多或少发展的集中支付的技术不说）：汇票或支票所代表的互相的债权，或是由同一个银行家结算，他只是把债权从一个户头转到另一个户头；或是由不同的银行家互相之间进行结算。(1)把800万到1000万的汇票集中在一个票据经纪人（例如奥弗伦—葛尼公司）手里，是在当地扩大这种结算规模的主要手段之一。流通手段的效力通过这种节约而提高了，因为单纯结算差额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变小了。另一方面，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又节约流通手段），完全取决于买卖的顺畅进行，在支付依次以货币进行时，也取决于各种支付的衔接。但信用会作为中介促进并从而提高流通速度。如果货币原来的持有者A向B买，B向C买，C向D买，D向E买，E向F买，也就是，货币只是以现实的买卖作中介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个人手里，那么，同一货币就会比如说只流通5次，并且在每个人手里都会停留较长的时间，——这就是没有信用介入时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情形。但是，如果B把A付给他的货币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的汇票贴现而把它付给C，C向D买，D把它存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再把它贷给E，E向F买，那么，货币作为单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的速度本身，就是以多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B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C贴现，D存款到他的银行家那里，这个银行家为E贴现；就是说，是以这4次信用活动为中介的。如果没有这些信用活动，同一货币就不会在一定时间内依次完成5次购买。在没有现实的买卖作为中介的情况下，同一货币在存款和贴现上的转手，在这里，加快了它在一系列现实的买卖中的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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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已经指出，同一张银行券怎样会在不同的银行家那里形成存款。同样，它也会在同一个银行家那里形成不同的存款。这个银行家用A存入的银行券，贴现B的汇票；B付给C，C再把同一张银行券存到发放它的那个银行家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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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简单的货币流通时（第1册第3章第2节），我们已经证明，已知通货的速度和支付的节约，现实流通的货币量是由商品的价格和交易量决定的。银行券的流通也受这个规律的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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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5镑和10镑券、20镑—100镑券和200镑—1000镑的大额券——每年在公众手中的年平均额，以及每一栏银行券在流通的银行券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数字以千为单位，千以下的三位数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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