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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的权力，在它对市场利息率的调节上显示出来。在营业正常进行的时候，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英格兰银行不能用提高贴现率的办法(3)，来防止金从它的金属贮藏中适度流出，因为对支付手段的需要，将从私人银行、股份银行和票据经纪人那里得到满足，这些银行和经纪人在过去30年中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资本权力。因此，英格兰银行只好使用其他手段。但对紧急时期说来，银行家格林（格林—米尔斯—柯里公司的股东）在《商业危机》（1848—1857年）中的证词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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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09号）“在国内货币非常紧迫的时候，英格兰银行会控制利息率。”——（第1710号）“在货币异常紧迫的时候……私人银行或经纪人的贴现业务比较受到限制，这种业务就会落在英格兰银行身上，于是它就有了确定市场利息率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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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英格兰银行作为一个受国家保护并赋有国家特权的公共机关，是不可能像私人营业那样肆无忌惮地利用自己的权力的。因此，哈伯德也在银行委员会（《银行法》，1857年）面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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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44号。问：）“是不是贴现率最高的时候，就是英格兰银行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贴现率最低的时候，则是经纪人以最低代价提供服务的时候？——（哈伯德：）情况总是这样，因为英格兰银行从来不会像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降低贴现率，贴现率最高时，也从来不会像它的竞争者那样大幅度地提高贴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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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在货币紧迫时期，如俗话所说，把螺丝拧紧，也就是把已经高于平均数的利息率再提高，那终究是营业生活上一件严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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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英格兰银行把螺丝拧紧，一切为向外国出口而进行的购买都会停止……出口商人要等价格降到最低点时才购买，而不是在此之前购买。但当这一点达到时，汇兑率又已经调整了——金会在价格降到最低点以前停止输出。购买供输出用的商品，也许能带回一部分已经送往外国的黄金，但要防止金的外流，就未免太晚了。”（詹·威·吉尔巴特《论货币市场紧张的原因》1840年伦敦版第35页）“用外汇率来调节流通手段的另一个影响是，在货币紧迫时期造成很高的利息率。”（同上，第40页）“调整汇兑率的费用落在国内的生产性的产业上，而在这个过程的进行中，英格兰银行的利润却因它用较少量的贵金属来维持它的业务而实际增加了。”（同上，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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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赛米尔·葛尼朋友却说，“利息率的这些大波动对银行家和货币经营者有利——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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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葛尼之流肆无忌惮地利用营业上的困难状况自肥，英格兰银行却不能同样自由地这样做，但它仍然可以取得十分可观的利润——至于自然而然落到那些有特别机会知道一般营业情况的董事先生们手里的私人利润就更不用说了。按照1817年恢复兑现时对上院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英格兰银行在1797年到1817年这整个时期内获得的利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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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1642400镑资本在19年中获得的利润总额。（丹·哈德卡斯尔《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20页）如果我们按照相同的原则来估计也是在1797年暂停兑现的爱尔兰银行的总利润，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的结果：这是300万镑资本所获的总利润。（同上，第363、3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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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的货币贷放者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予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权力，使他们不仅能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能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1844年和1845年的法令，就是这伙包括金融业者和证券投机家的匪帮的权力日益增加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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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还有人怀疑，这伙高贵的匪帮，只是为了生产和被剥削者自身的利益，而对国内和国际的生产进行剥削，那就请他读一读下面这段话，认识一下银行家的高尚的道德品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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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制度是宗教的和道德的制度。青年商人不是往往由于害怕被他的银行家的警戒的、非难的眼睛看见而不敢结交吃喝玩乐的朋友吗？他渴望博得银行家的好评，总是表现得规规矩矩！银行家皱皱眉头，也比朋友的忠告对他的作用更大；他总是提心吊胆，怕人说他是在骗人，或者有一点点不老实，以致引起怀疑，因而可能使银行家限制甚至取消对他的贷款！对他来说，银行家的忠告比牧师的忠告更为重要。”（苏格兰银行董事贝尔《股份银行业哲学》1840年伦敦版第46、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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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张银行券停留在流通中的平均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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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见本卷第623—624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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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1894年1月17日伦敦联合银行股东大会上，主席里奇先生谈到，英格兰银行在1893年把贴现率由（7月）的2(1/2)%，提高到8月的3%至4%，尽管如此，在四星期之内还是损失了450万镑黄金，所以又把贴现率提高到5%，于是，金流回来了，银行贴现率也在9月下降到4%，在10月下降到3%。但这种银行贴现率是市场所不承认的。“当银行贴现率为5%时，市场贴现率为3(1/2)%，利息率为2(1/2)%；银行贴现率下降到4%时，市场贴现率为2(3/8)%，利息率为1(3/4)%；银行贴现率下降到3%时，市场贴现率为1(1/2)%，利息率更要低一些。”（《每日新闻》1894年1月18日）——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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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1703388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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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三十四章 通货原理和1844年英国的银行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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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从货币价值对商品价格的关系上所提出的货币价值的理论，已经在以前的一部著作中(1)研究过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只就最必要的事情说一下。按照李嘉图的说法，货币——金属货币——的价值是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只有在货币的数量同要交换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保持正确比例的时候才是这样。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货币量超过这个比例，货币价值就会降低，商品价格就会提高；如果货币量降到这个正确比例以下，货币价值就会提高，商品价格就会降低。在第一个场合，金过剩的国家，会把跌到价值以下的金输出，并把商品输入；在第二个场合，金就会流往金的估价高于其价值的国家，而估价低的商品就会从那里输往它能获得正常价格的其他市场去。既然依照这些假定，“金本身，不论是铸币或是条块，都能变成大于或小于它自身金属价值的一个金属价值的价值符号，那么显而易见，流通中的可兑银行券也有同样的命运。虽然银行券可以兑换，也就是它的实在价值符合于它的名义价值，但是由金和银行券构成的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可以升值或贬值，这要看这一总量由于上述原因升到由流通中商品交换价值和金的金属价值所决定的水平之上或降到这一水平之下而定…… 这种贬值不是纸币对于金的贬值，而是纸币和金共同的贬值，或一国流通手段总量的贬值，这是李嘉图的主要发现之一；奥弗斯顿男爵之流利用了这一发现，把它用作1844年和1845年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立法的基本原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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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书对李嘉图这个学说的错误已经作了论证，这些论证用不着我们在这里重复。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只是，把上述皮尔银行法强加于人的这一派银行理论家，是用什么方法对李嘉图的这些教条进行加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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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的商业危机，特别是1825年和1836年的大危机，并没有使李嘉图的货币学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是确实使它得到新的应用。这已经不再是个别的经济现象，不是休谟眼中的16、17世纪的贵金属贬值，或者说，也不是李嘉图眼中的18世纪和19世纪初期的纸币贬值，而是使资产阶级生产过程中的一切因素的矛盾都爆发出来的世界市场大风暴；人们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和最抽象的领域即货币流通的领域中去寻找这种大风暴的根源和抵御它的对策。这个经济气象学派所依据的真正的理论前提，实际上不过是以为李嘉图已经发现了纯粹金属流通规律这一信条。留给他们去做的，是使信用券或银行券流通也从属于这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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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危机的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现象，就是商品价格在长期普遍上涨之后突然普遍跌落。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可以说成是货币同一切商品相比其相对价值上涨，相反，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可以说成是货币的相对价值跌落。两种说法都是叙述现象而不是解释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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