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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虽然不同，但课题并没有改变，正如这一课题从德文译成英文也并不改变一样。因此，李嘉图的货币理论用在这里特别合适，因为它赋予同义反复以因果关系的外貌。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跌落？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上涨。反过来问，商品价格为什么周期性地普遍上涨？因为货币的相对价值周期性地跌落。我们可以说，价格的周期性涨跌就是由于价格的周期性涨跌，这同样是正确的…… 只要同意把同义反复变成因果关系，其他一切就好办了。商品价格的上涨是由于货币价值的跌落，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我们从李嘉图那里知道，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过多，也就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超过了货币本身的内在价值和商品的内在价值所决定的水平。反过来也是这样，商品价格的普遍跌落是由于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使货币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因此，价格周期性地上涨和跌落是由于周期性地有过多或过少的货币在流通。如果有人证实，价格在流通中的货币减少时上涨，在流通中的货币增加时跌落，那么即使这样，也仍然可以断言，由于流通中的商品量有了某种虽然在统计上完全无从证明的减少或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就有了虽然不是绝对的然而是相对的增加或减少。我们已经知道，按照李嘉图的看法，价格的这种普遍波动就是在纯粹的金属流通中也必然发生，但由于涨跌的交替发生而抵消，例如，流通中的货币不足引起商品价格的跌落，商品价格跌落引起商品向国外输出，商品输出引起金输入，货币输入再引起商品价格上涨。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则相反，那时会输入商品和输出金。尽管这种普遍的价格波动产生于李嘉图式的金属流通的性质本身，但是它的尖锐的和暴力的形式即危机形式却属于发达的信用事业时期，所以十分明显，银行券的发行不是完全按照金属流通的规律来调节的。金属流通以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作为补救手段；而贵金属是立即当作铸币进入流通的，因此，它们的流进或流出使商品价格跌落或上涨。对商品价格的这种作用，现在必须人为地由银行仿照金属流通规律来进行了。如果货币从国外输入，那么这就证明流通中货币不足，货币价值太高，商品价格太低，因而银行券必须同新输入的金成比例地投入流通。反之，它必须同金的流出国外成比例地从流通中收回。换句话说，必须依照贵金属的输入和输出或依照汇兑率来调节银行券的发行。李嘉图错误地假定金只是铸币，因此所有输入的金都增加着流通中的货币，从而使价格上涨，所有输出的金都减少着铸币，从而使价格跌落。这个理论的假定在这里变成了实际的实验，有多少金存在就要使多少铸币流通。奥弗斯顿勋爵（银行家琼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诺曼、克莱、阿巴思诺特以及一大批其他在英国以‘通货原理’派著称的著作家，不仅宣扬这种信条，而且通过1844年和1845年的罗伯特·皮尔爵士银行法把它变成英格兰和苏格兰银行立法的基础。这一信条在最大的、全国规模的实验之后，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遭到了可耻的破产，关于这点，在信用学说中才能加以说明。”（同上，第165—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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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学派，托马斯·图克、詹姆斯·威尔逊（见1844年至1847年的《经济学家》）和约翰·富拉顿曾进行过批判。但是他们对于金的性质的看法也有很多缺点，并且没有弄清货币和资本的关系。关于这点，我们已经多次，特别是在本册第二十八章中看到。在这里，我们再从1857年下院委员会关于皮尔银行法的调查报告（《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举几个事例。——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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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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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0号）“金的输出……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但它对有价证券的价格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为随着利息率的变动，体现着这种利息的商品的价值，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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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1834—1843年的，一个是关于1844—1853年的。这两个表表明，15种最重要的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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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2号］“1847年，数额很大的美国有价证券流回美国，俄国的有价证券也流回俄国，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则流往向我们出口谷物的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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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15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糖、咖啡、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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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对这两个表作出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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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834—1843年的10年中一样，在1844—1853年，银行存金的变动，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部分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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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弗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弗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26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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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50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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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7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4338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4344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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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在出现这种进口的时候，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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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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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便士和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042包〕，为现有存棉〔1848年3月7日是301070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便士〔6便士对5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到1847年10月也由12便士，跌到了便士，到12月底又跌到了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出售的。”（同上，第2021、20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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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说明奥弗斯顿对私利盘算很精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重新上涨。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商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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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2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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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奥弗斯顿那里，商品价格或价值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美妙地混淆了。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贯彻1844年银行法的全部内容——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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