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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0号）“金的输出……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格。但它对有价证券的价格却有十分显著的影响，因为随着利息率的变动，体现着这种利息的商品的价值，必然会受到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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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列出了两个表，一个是关于1834—1843年的，一个是关于1844—1853年的。这两个表表明，15种最重要的贸易品的价格变动，完全同金的输出和输入以及利息率无关。但它们却表明，金（事实上是“我们的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的代表”）的输出和输入同利息率有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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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02号］“1847年，数额很大的美国有价证券流回美国，俄国的有价证券也流回俄国，而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有价证券则流往向我们出口谷物的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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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在下面两个表中所举的15种主要商品是：棉花、棉纱、棉织品、羊毛、呢绒、亚麻、麻布、靛蓝、生铁、白铁皮、铜、油脂、糖、咖啡、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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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对这两个表作出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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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1834—1843年的10年中一样，在1844—1853年，银行存金的变动，每次都伴有在贴现上贷出的货币的借贷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另一方面，国内商品价格的变动则表明，它和英格兰银行存金的变动所显示出来的通货量完全无关。”（《银行法报告》，1857年第2部分第290、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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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商品的需求和供给调节着商品的市场价格，所以这里很清楚，奥弗斯顿把表现在贴现率上的对借贷货币资本的需求（或者更确切些说，借贷货币资本的供给同对它的需求脱节）和对现实“资本”的需求混为一谈，这是多么错误。认为商品价格是由流通的货币量的变动来调节这种论断，现在被这样的说法掩盖起来了：贴现率的变动，表示对不同于货币资本的现实物质资本的需求的变动。我们已经看到，诺曼和奥弗斯顿事实上都在这个委员会面前这样说过；而且我们也看到，特别是后者，不得不求助于可怜的诡辩，直至他最后完全进入了死胡同（第26章）。说什么现有金量的变动，在它增加或减少国内的流通手段量时，必然会使该国范围内商品价格上涨或下跌，这实际上已经是陈词滥调了。如果金被输出，那么，按照这个通货理论，输入金的国家的商品价格就必然会提高，从而在金输入国的市场上，金输出国的出口品价值将提高；相反地，在金输出国的市场上，金输入国的出口品价值将降低，而在这些出口品的原产地金输入国，它们的价值将提高。事实上，金量的减少只会提高利息率，而金量的增加则降低利息率。如果不是因为在成本价格的确定上或需求和供给的决定上，要考虑到利息率的这种变动，商品的价格是完全不会受这种变动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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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报告内，一家经营印度贸易的大商行的经理纳·亚历山大，对50年代中期银向印度和中国的大量流出（部分地是由于中国的内战妨碍了英国纺织品在中国的销售，部分地是由于欧洲丝蚕的疫病，使意大利和法兰西的养蚕业大大缩小）发表了这样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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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37号）“究竟是向中国还是向印度流出呢？——人们把银运到印度，并用其中很大一部分买了鸦片，全部运到中国去，以形成用来购买蚕丝的基金；印度〈尽管有银堆积在那里〉的市场状况是，把银运到那里去比把纺织品或其他英国工业品运到那里去，对商人们更为有利。”——（第4338号）“我们得到的银不是从法国大量流出来的吗？——是的，流出的量很大。”——（第4344号）“我们不是从法国和意大利进口丝，而是把大量孟加拉丝和中国丝运往法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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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银——世界的这个地区的货币金属——代替商品被送到亚洲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生产它们的国家（英国）上涨了，而是因为这些商品的价格在进口它们的国家，由于进口过剩而下跌了；虽然银是英国从法国得来的，而且一部分必须用金来支付。按照通货理论，在出现这种进口的时候，价格在英国必定下跌，而在印度和中国必定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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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个例子。利物浦的一个第一流大商人怀利向上院委员会（《商业危机》，1848—1857年）作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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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94号）“在1845年底，没有什么营业〔比棉纺业〕更为有利可图，能提供这样大的利润。存棉很多，而且适用的优质棉以每磅4便士的价格就能买到，用这种棉花可以纺成上等二号40支细纱，费用同样是4便士，所以纺纱业主总共支出大约8便士。这种棉纱在1845年9月和10月曾以每磅便士和便士的价格大量出售并订了大量的供货合同。有时纺纱业主所赚得的利润和棉花的购买价格相等。”——（第1996号）“营业到1846年初还很赚钱。”——（第2000号）“1844年3月3日的存棉〔627042包〕，为现有存棉〔1848年3月7日是301070包〕的两倍多，但是每磅价格却要贵便士〔6便士对5便士〕。同时，棉纱，上等二号40支细纱，到1847年10月也由12便士，跌到了便士，到12月底又跌到了便士。棉纱是以纺成它的棉花的购买价格出售的。”（同上，第2021、20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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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说明奥弗斯顿对私利盘算很精明，在他看来，货币应该“昂贵”，因为资本“缺乏”。1844年3月3日，银行利息率为3%，1847年10月和11月上升为8%—9%，1848年3月7日，仍为4%。由于销售完全停滞和恐慌以及与此相应的高利息率，棉花价格跌到远低于和供给状况相适应的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1848年的棉花进口惊人减少，另一方面，美国棉花生产减少了；因此，1849年棉花价格重新上涨。按照奥弗斯顿的意见，商品太贵，是因为国内的货币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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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02号）“最近棉纺织业状况的恶化，并不是由于原料缺乏，因为虽然原棉的储存已大大减少，但是价格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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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奥弗斯顿那里，商品价格或价值同货币价值即利息率美妙地混淆了。怀利在答复第2026号的质问时，对通货理论——1847年5月卡德威尔和查理·伍德爵士曾以这个理论为根据，坚持必须贯彻1844年银行法的全部内容——提出了他总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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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些原理是这样的：它们使货币具有人为的高价值，而使一切商品具有人为的使人破产的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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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到了这个银行法对于一般营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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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以4个月为期的票据，即工业城市向商人和银行家就所购买的运往美国的商品签发的通常的汇票，只有忍受巨大的牺牲，才能办理贴现，所以，在10月25日政府的信函通知〔暂停执行银行法〕恢复这种以4个月为期的票据的贴现以前，订货的履行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到了阻碍。”（第20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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