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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只要银行在比较危险的情况下提高它的贴现率，——同时，银行很可能会限制它所贴现的票据的有效期，——那就会产生普遍的担心，担心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厉害。因此，每一个人，首先是信用冒险家，都企图把未来的东西拿去贴现，并且要在一定的时刻，支配尽可能多的信用手段。因此，根据以上所叙述的各种理由，可以得出：不论输入的还是输出的贵金属的量，都不单纯是作为量本身发生作用；而是第一，它发生作用，是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第二，它的作用，像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发生作用，是由于它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这时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这些理由，就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比如说500万镑到800万镑的金的流出（而根据过去的经验，这就是界限）竟能发生重大的作用；资本的这种少量的增减，即使和在英国流通中平均有的7000万镑金相比，也是很小的，而在英国那样的生产规模中，它实际上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5)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在生产不够发达的阶段，货币贮藏少于或多于它的平均标准，相对地说是没有关系的。同样，即使金流出的数量非常可观，但只要这不是发生在产业周期的危机时期，相对地说，就不会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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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上的说明中，我们把由于农作物歉收等等而造成的贵金属的流出撇开不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生产平衡突然地遭到严重的破坏（它的表现就是金的流出）所产生的影响，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这样的破坏越是发生在生产正全力进行的时期，影响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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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我们也把金属贮藏作为银行券兑现保证和作为整个信用制度枢纽的职能撇开不说。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6)我在第一册第三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图克和劳埃德-奥弗斯顿都承认，必须让现实财富作出最大的牺牲，以便在危机时期维持住这个金属的基础。争论的中心，只是数量多一些或少一些的问题，以及怎样更合理地对付不可避免的事情的问题。(7)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旦它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态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大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量决定的。相反，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的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中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中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格斯〕因此，财富的这个社会存在，就表现为彼岸的东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现实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东西，物品，商品。只要生产顺畅地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8)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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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机中，会出现这样的要求：所有的票据、有价证券和商品应该能立即同时兑换成银行货币，而所有的银行货币又应该能立即同时再兑换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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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威·纽马奇的下述证词，说明了这件事在货币市场上发生了什么影响：［《银行法》，1857年］（第1509号）“将近1853年底，公众产生了严重的不安；9月，英格兰银行先后三次提高它的贴现率……10月初……公众表现十分忧虑和惊慌。但11月底以前，这种不安，这种惊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下来，后来因为有500万镑贵金属从澳大利亚输入，所以几乎完全消除了。1854年秋，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当时在10月和11月输入了大约600万镑贵金属。1855年秋，大家知道这是一个紧张和不安的时期，当时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大约有800万镑贵金属在9月、10月和11月之间流入。1856年底，我们发现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总之，我完全可以根据委员会几乎每一个委员的经验来证实，每当金融紧迫时期，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运金船的到达，看成一种自然的圆满的补救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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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57年11月12日。——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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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纽马奇看来，金流出可以有三个原因。1.由于纯贸易上的原因，即由于输入超过输出，1836年到1844年间的情形，以及1847年的情形就是这样，当时主要是由于大量谷物的输入；2.为了筹集资金，以便把英国资本投到国外，例如1857年，对印度铁路的投资；3.用于国外的绝对支出，如1853年和1854年用于东方战争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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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1918号）纽马奇：“如果您把印度和中国合在一起，如果您考虑到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交易，考虑到更为重要的中国和美国之间的交易，——而在这种情况下，营业是三角贸易，结算是通过我们的中介进行的，——……那么，说贸易差额不仅对英国是逆差，并且对法国和美国也是逆差，是正确的。”——（《银行法》，185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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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魏格林的可笑的回答。他说，流出500万镑金就是减少500万镑资本。他要根据这一点，来说明在现实产业资本无限地涨价或贬值、膨胀或收缩时不会发生的各种现象。另一方面，直接把这些现象当作现实资本（即资本的物质要素）量膨胀或收缩的象征来解释的企图，也同样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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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纽马奇（《银行法》，1857年）：（第1364号）“英格兰银行的金属准备，实际上……是中央准备金或中央金属贮藏，国家的全部营业都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可以说，它是国家全部营业的枢纽；国内所有其他银行，都把英格兰银行看作中央的贮藏库或它们取得硬币准备的蓄水池；外汇率总是恰好对这个贮藏库和蓄水池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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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因此，实际上，图克和劳埃德两人都主张用提高利息率，减少资本贷放，及早限制信用的办法，来对付对金的过度需求。不过劳埃德凭他的幻想，作出了烦琐的甚至危险的〔法律的〕限制和规定。”（《经济学家》1847年［12月11日］第1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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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完全同意，除了提高利息率，就没有别的途径可以缓和对金的需求吗？”——查普曼〔一家大票据经纪人商行奥弗伦—葛尼公司的股东〕说：“这是我的意见。如果我们的金下降到一定点，那么，我们最好是立即把警钟敲起来，并且说：我们是在走下坡路，凡是把金弄到外国去的，都必须由他自己承担风险。”（《银行法》，1857年证词第505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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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Ⅱ.汇 兑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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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如果英国对德国的支付多于德国对英国的支付，马克的价格，以英镑表示，就会在伦敦上涨；英镑的价格，以马克表示，就会在汉堡和柏林下跌。如果英国多于德国的这个支付义务，比如说，不能由德国在英国的超额购买来恢复平衡，向德国签发的马克汇票的英镑价格，就必然会上涨到这样一点，那时不是用汇票来支付，而是由英国向德国输出金属——金币或金块——来支付就变得合算了。这就是典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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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贵金属的这种输出的规模比较大，持续时间比较长，英国的银行准备金就会被动用，以英格兰银行为首的英国货币市场就必然会采取保护措施。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保护措施，主要就是提高利息率。在金大量流出时，货币市场通常会出现困难，就是说，对货币形式的借贷资本的需求会大大超过它的供给，因此，较高的利息率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英格兰银行所定的贴现率会适应于这种情况，并在市场上通行。但是也有这样的情形：金属的流出不是由于普通的商贸关系，而是由于其他的原因（例如借款给外国，向国外投资等等）引起的，伦敦的货币市场本身，没有任何理由要实际提高利息率；于是，英格兰银行就会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大量借款，如通常所说，首先“使货币短缺”，以便人为地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好像利息的提高是有理由的，或者必要的。这种手法对英格兰银行来说，一年比一年更难实行了。——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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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率的这种提高是怎样影响汇兑率的，这从下面几段向1857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或《银行委员会》，1857年）中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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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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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6号）“营业困难时……有价证券的价格会显著下跌……外国人将托人在英国这里购买铁路股票，英国人也会把他们持有的外国铁路股票在国外出售……以便相应地制止金的输出。”——（第2182号）“各国利息率的平衡和商业气压的平衡，通常要由银行家和证券商人这样一个富有的大阶级来实现。这个阶级……总是窥伺时机，购进那种价格看涨的有价证券……而最适合他们购买有价证券的地方，就是那些把金送到外国去的地方。”——（第2184号）“这种投资在1847年曾大规模地进行，这足以减少金的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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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银行前总裁约·盖·哈伯德（他从1838年以来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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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45号）“大量的欧洲有价证券……在欧洲一切不同的货币市场上流通。这种证券只要在一个市场上跌价1%或2%，就会立即被人买去，送到它的价值还维持原状的市场上去。”——（第2565号）“外国不是对英国商人负有大量的债务吗？——为数很大。”——（第2566号）“因此，单是这种债务的收回，不是就足以说明为什么英国会有非常大量的资本积累吗？——1847年，我们最后就是由于结清了美国和俄国从前对英国所负的好几百万债款，才恢复了我们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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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美俄两国，也同时负有“好几百万”的谷物债款，但它也成功地通过英国债务人的破产，“结清”了其中的一大部分。见1857年的银行法报告，第30章第31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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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72号）“1847年，英国和彼得堡之间的汇兑率很高。政府信函通知银行发行银行券可以不受〔金准备以外的〕1400万镑限额的约束时，条件是贴现率必须维持在8%。那时候，按照当时的贴现率来说，把金从彼得堡运到伦敦，并在金运到时，在为所出售的金而签发的以3个月为期的票据到期以前，按8%利息把它贷出去，也是一种有利的营业。”——（第2573号）“在一切同金有关的交易上，有许多点要考虑到。这里是指汇兑率和人们在〔凭金签发的〕票据到期以前投放货币能够得到的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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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亚洲的汇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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