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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贷给资本家。当然，借贷也可以不用货币而用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如机器、厂房等等，但这时，它们代表的是一定的货币额，至于除了支付利息外还要支付补偿损耗的部分，那么，这是由于这些资本要素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特有的实物形式而引起的。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至于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在这里，出售和借贷之间的区别，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上的区别。前面已经指出(6)，只有那些对实际联系完全没有认识的人，才会把这种区别看作是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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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地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越来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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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财产作为特殊的财产来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是在货币索取权的形式上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的。一个国家的大量生产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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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占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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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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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纯粹是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理所当然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10%，詹姆斯一世限为8%，查理二世限为6%，安女王限为5%…… 那时候，货币贷放者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像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 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调节的；而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调节的。如果货币贷放者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么，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货币贷放者的口袋里。”（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第164、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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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10古尔登，就是说每100收取30。有人还加上诺因堡集市，因此，每100要收取40，是否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现在，在莱比锡，一个有100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4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市民。如果他有1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1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100000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每年就会收取4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侯爵。如果他有1000000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400000，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10年内吃掉整个世界。”（引自1540年出版的《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路德全集》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6册［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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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像它给了人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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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 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来…… 我国原始的银行家…… 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吸血鬼。”（丹·哈德卡斯尔《银行和银行家》1843年伦敦第2版第19、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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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威尼斯〈设立一家银行〉的先例，很快就有人模仿；一切沿海的城市，总之，一切因独立和商业而著名的城市，都设立了它们的最早的银行。这些城市的船舶的往返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不可避免地产生给予贷款的习惯。美洲的发现和随后同美洲进行的通商使这种习惯进一步发展了。〈这是主要点。〉船舶运货，需要巨额贷款，在古代雅典和希腊已经是这样了。1308年，汉撒城市布吕赫已经有一个保险公司。”（马·奥日埃《论公共信用》1842年巴黎版第202、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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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在现代信用制度发展以前，对地主，一般说来，也就是对享乐的富人放债，甚至在英国也很盛行。关于这一点，从达德利·诺思（他不仅是一个第一流的英国商人，而且也是当时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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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为生息而放的债款，其中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是借给商人营业用的，大部分是被借去买奢侈品以及供这样一些人花费，这些人虽然是大地主，但是，他们从地产所得到的还不够他们的花费；他们不愿把地产卖掉，宁愿拿地产作抵押。”（《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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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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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进行大量汇兑业务，但其主要基础和目的是该市银行家放高利贷。这种银行家为了要弄到货币，使他们能以8%或8%以上的利息率借给大肆挥霍的贵族，他们在外国寻找并且找到了一种空头汇票信用，也就是说，一种不以任何商品交易为基础的信用。在这种空头汇票产生的汇款还不是无望到来时，外国的受票人只好承兑这种汇票。但是，由于达培尔和其他很有名望的华沙银行家的破产，他们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约·格·毕希《论商业的各种业务的理论和实践》1808年汉堡第3版第2卷第232、2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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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由禁止取息得到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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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但不禁止在应付急需时出卖财产；也不禁止在一定期间内，在借款归还以前，把财产抵押给货币贷放者，使他们在占有期间能够作为贷款的补偿使用这种财产…… 教会本身或教会所属各团体和慈善机构，由此得到了很大的好处，特别是在十字军征讨时代。这就使国民财富的很大一部分由所谓‘死手’占有，这尤其是由于如下的原因：犹太人不能用这种方法放高利贷，因为占有这样固定的抵押品是无法掩盖的…… 不禁止取息，教会和修道院就不可能那么富裕。”（同上，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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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押和赎回，而且典押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伦敦领有执照的当铺有240家，各地区约有1450家。所用资本估计约有100万镑。这笔资本在一年内至少周转3次，每次平均取得33(1/2)%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级，为了要获得这100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100%的利息。过期不赎所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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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他们甚至在自己著作的名称上也表明了自己的宗旨：“使土地所有者普遍得到福利，使土地价值大大提高，免除贵族和绅士等的税务，增加他们的年收入等等”。按照他们的说法，受到损失的，只会是民族的最可恶的敌人高利贷者，这种人给贵族和自耕农造成的危害比法国侵略军所能造成的危害还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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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例如，英国查理二世就要付给‘金匠’〈银行家的先驱〉20—30%的巨额高利贷利息和贴水。因为这种营业这样有利可图，所以‘金匠’给王室的贷款越来越多，他们预先得到国家的全部税收，把议会通过的每项拨款都作为抵押，还彼此争先购进或受押票据、付款通知单和借契，实际上，全部国家收入都经过他们的手。”（约翰·弗兰西斯《英格兰银行史》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30、31页）“设立一家银行的建议以前已经提出多次。设立一家银行毕竟是必要的。”（同上，第38页）“仅就遭受高利贷者盘剥的政府来说，要以议会的拨款作为担保获得适当利息的贷款，就已经有必要设立银行。”（同上，第59、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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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马克思来得及修订这个手稿，他无疑会把这一段话大加修改。这一段话，是他看到那些前圣西门主义者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所起的作用有感而发的。在法国，正是在马克思写这段话的时候，这个学派的救世的信用幻想，由于历史的讽刺，作为规模空前的骗局得到了实现。后来，马克思说到圣西门，总只是赞美他的天才和百科全书式的头脑。如果说圣西门在以前的著作中，忽视了资产阶级和法国刚刚诞生的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把资产阶级中从事生产的部分算作劳动者，那么，这同傅立叶想把资本和劳动融合起来的观点是一致的，这要由当时法国的经济政治状况来说明。如果说欧文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前进了一步，那只是因为他生活在另外一种环境中，即生活在产业革命和阶级对立已经尖锐化的时期。——弗·恩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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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布鲁塞尔—巴黎版。——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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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本卷第388—392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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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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