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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谈以下的例外情况：甚至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土地所有者也能榨取高额的、与土地产量毫无联系的租金，例如，在英国工业地区，把小块土地租给工厂工人用作小菜园，或用于余暇时的作为业余爱好的耕种。（《工厂视察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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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的农业地租。例如，在英国的租地农民中，有一定数量的小资本家，他们受制于和迫于教育、教养、传统、竞争以及其他条件，不得不作为租地农民把自己的资本投到农业上。他们被迫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并把其中一部分以地租形式交给土地所有者。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他们把资本投入土地，投到农业上。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例如，1815年的谷物法，——这种加在国内居民身上的面包税，公开承认是为了保证有闲的土地所有者继续得到在反雅各宾战争期间异常增大的地租收入，——除了个别例外的丰收年，确实起过这样的作用：把农产品的价格维持在谷物自由进口时会下降到的水平以上。但是，它没有能够把价格保持在主持立法的土地所有者作为外国谷物进口的法律界限而颁布的标准价格的水平上。可是，租约是在这种标准价格的影响下缔结的。一旦错觉破灭，就会制定新的法律，规定新的标准价格，这种新的标准价格和旧的一样，不过是贪得无厌的土地所有权幻想的无力表现。从1815年到30年代，租地农民一直就是这样受着欺诈。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所代替(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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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个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真正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资的一部分由工人手中扣除下来，形成租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地租的伪装下流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例如，在英格兰和苏格兰，除了几个位置有利的郡以外，情况一般就是这样。在英国实行谷物法以前成立的议会工资水平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直到今天还是19世纪工资史的最有价值的、但几乎完全未被利用的文献，同时也是英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竖立的耻辱柱；这些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在反雅各宾战争中，地租率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土地价格的上涨，部分地只是仰仗从工资中作的扣除，以及工资甚至被压低到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以下，也就是说，正常工资的一部分被交给了土地所有者。当时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如货币贬值，农业地区济贫法的实施等等，使这种做法成为可能，而与此同时，租地农场主收入异常增大，土地所有者大发横财。然而，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主张实行谷物关税的主要论据之一都是：从身体需要方面来说，已经不可能把农业短工的工资再降低了。这种情况一直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并且在英国和在欧洲各国一样，正常工资的一部分仍然是地租的组成部分。舍夫茨别利伯爵，当年人称阿什利勋爵，贵族慈善家之一，对于英国工厂工人的状况曾大为激动，于是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运动中充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当时，工业家的代言人为了报复，公布了一份关于该伯爵所拥有的几个村庄的农业短工的工资统计材料（见第1册第23章第5节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这份统计材料清楚地表明，这位慈善家的地租的一部分，不过是他的租地人替他从农业工人的工资中掠夺而来的。这个统计材料的公布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其中包含的事实，可以毫不犹豫地和1814年、1815年调查委员会所揭露的最坏的事实相媲美。当情况迫使农业短工的工资暂时提高时，租地农场主就立即叫嚷说，要把工资提高到其他产业部门所通行的正常水平，而不同时降低地租，是不可能的，并且这必然会使他们破产。因此，这里面包含着这样的自供：租地农场主以地租的名义，克扣一部分工资交给土地所有者。例如，1849—1859年，英格兰农业工人的工资由于下面的一系列有决定意义的情况而提高了：爱尔兰的人口外流断绝了从该地来的农业工人的供给；工厂工业异常大量地吸收农业人口；战争需要兵员；异常大量的人口移居澳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以及其他一些不必在这里详细论述的原因。同时，除了1854—1856年歉收时期以外，这个期间的谷物平均价格下降了16%以上。租地农场主叫嚷要求降低地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达到了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的这个要求并没有成功。他们只好求助于降低生产费用，如大量采用蒸汽发动机和新机器，这些机器，一方面代替了马，把马从经营上排挤出去，另一方面也把农业短工游离出来，造成了一个人为的过剩人口，并由此引起工资的再度下降。这10年来，尽管和总人口的增长相比，农业人口普遍地相对减少了，并且尽管某些纯农业区的农业人口绝对减少了，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8)1865年10月12日，当时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福塞特（1884年在邮政总长的任内去世），在社会科学会议上也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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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短工开始向国外迁移，租地农场主开始抱怨说他们将无力像往常那样支付如此高的地租，因为向国外移民使劳动变得更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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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种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的升值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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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情况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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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价上涨了，因为面包、葡萄酒、肉类、蔬菜和水果的价格上涨了，而劳动的价格却保持不变。如果老人们查看一下他们父辈的账目，——这将把我们带回到大约一百年以前，——他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国农业地区一个工作日的价格，正好和现在一样。肉类价格从那时起却上涨了两倍…… 谁是这种变化的牺牲者呢？是租地的所有者富人，还是耕种租地的穷人？…… 租价上涨，是公众不幸的证明。”（莫·吕比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结构》1837年巴黎第2版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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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地租一方面是对平均利润作扣除的结果，另一方面是对平均工资作扣除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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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引述的地产经理人和农业技师摩尔顿说：人们在许多地方已经注意到，大租地农场的租金，比小租地农场的租金低，因为“求租后者方面的竞争，通常比求租前者方面的竞争更激烈；并且因为小租地农民除了农业外，不大可能从事别的工作。他们迫于必须找到合适的工作，往往心甘情愿支付他们明知过高的租金”。（约翰·洛·摩尔顿《地产的资源》1858年伦敦版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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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他看来这种差别在英国正逐渐消失，他认为，正是小租地农民阶级向国外迁移，大大促进了这一点。同一个摩尔顿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租地农民自己的工资显然有一个扣除部分归入了地租，因而他所雇用的人的工资更加肯定是这样了。在那些不能使用双马犁的不到70至80英亩（30至34公顷）的租地农场，情况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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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租地农民不像别的劳动者那样凭自己的双手勤勉地劳动，他靠他的租地农场是无法生活的。如果他把工作交给他雇的人去做，而自己只从旁监督，那么，他很可能马上就会发现，他将无力支付自己的地租。”（同上，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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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顿由此得出结论说：如果一个地方的租地农民不是很穷，租地农场不致少于70英亩，那么，租地农民才养得起两匹到三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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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研究院院士和中央农业协会的会员）表现了非凡的才智。他在他的《英格兰的农村经济》（根据1855年伦敦版英译本引用）一书中，就牛（牛在法国干活，在英国不干活，因为已被马取代）的年收益，作了如下的比较（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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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根据他自己的材料，英国所以有较高的产值，是因为英国的牛奶价格比法国贵一倍，而牛肉价格他假定两国是相等的（第35页）；因此，如果英国的牛奶产值缩减到800万镑，那么，总产值也要缩减到2800万镑，和法国一样。拉韦涅先生竟把产量和价格差额同时列入他的计算，以致当英国某些物品的生产比法国更昂贵（这充其量表示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得到更大的利润）时，这竟被看作英国农业的一个优点。他的这种做法确实有点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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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韦涅先生不仅熟悉英国农业的经济成果，而且也相信英国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的偏见。他在第48页中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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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谷物通常有一个很大的害处……它会使种植谷物的土地耗尽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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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韦涅先生不仅认为其他植物不会造成这种后果，而且他还认为饲料植物和块根植物会使土地肥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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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植物会从大气中摄取它生长所需的各种主要养分，而它还给土地的，多于它从土地摄取的。因此，它从两方面，即直接地和通过它转化为厩肥，来补偿谷物及其他耗尽地力的作物所造成的损失。因此，有一个原则：它至少应当和这些作物轮种。诺福克的轮作制就是这样形成的。”（第50、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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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英国这种农村童话的拉韦涅先生，也相信自从废除谷物关税以来，英国农业短工的工资已经失去以前的反常现象，这是并不奇怪的。（见我们以前在第1册第23章第5节第701—729页关于这一点的论述。）我们不妨再听听约翰·布莱特先生1865年12月13日在伯明翰的演说。他在谈到500万户家庭在议会中完全没有代表以后，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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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列入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不幸名册的家庭，在联合王国有100万户，或确切些说有100万户以上。另外有100万户家庭的处境比需要救济的贫民稍好些，但也随时有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危险。他们的现状和前途并不好一些。现在，请看一看社会的这个部分的无知的下层。请看一看他们受排斥的境遇，他们的贫困，他们的痛苦，他们的完全绝望的处境。甚至在美国，甚至在奴隶制度占统治时期的南部各州，每个黑人也还相信欢乐的日子终有一天会来临。但是，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说，对这些人来说，对我国最下层的这些群众来说，决不相信情况会发生某种好转，甚至连这样想也不敢想。诸位最近在报纸上是否读到过一篇关于多塞特郡一个农业短工约翰·克罗斯的报道？他每周劳动6天，深受他的雇主的好评，他按每周8先令的工资，替他的雇主干了24年活。约翰·克罗斯要靠这点工资在他的小屋养活一个有7个孩子的家庭。他为了给他生病的妻子和婴儿取暖，而拿走了——在法律上说，我认为，就是偷窃了——一个价值6便士的木栅栏。为了这个过失，他被治安法官判处14或20天的监禁。我可以告诉诸位，在全国，特别是在南部，可以找到好几千起和约翰·克罗斯情况类似的事件。他们的这种处境竟使得最正直的研究家都一直无法揭开他们怎样勉强维持生命的秘密。诸位请看一看全国，看一看这500万户家庭和这个阶层所处的绝望状态吧。难道不能如实地说，这些被剥夺选举权的国民大众从事苦役，不断从事苦役，几乎没有休息吗？请把他们和统治阶级对比一下，——但如果我这样做，人们就会给我加上共产主义的罪名……但是请把这些劳累不堪，没有选举权的国民大众，和可以看作统治阶级的那部分人对比一下。请看看他们的财富，他们的豪华，他们的奢侈。请看看他们的疲倦，——因为他们也有疲倦的时候，但这是享乐过度后的疲倦，——请看看他们如何忙着到处游荡，似乎惟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寻求新的欢乐。”（1865年12月14日《晨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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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还要指出，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产品本身，怎样和地租，即剩余产品的这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在量和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规定的部分相混同。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须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动物同时还提供兽皮，供人在冷天保暖；此外，还有供人居住的洞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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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产品和地租的这种混同，在达夫先生那里，有不同的表现。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离的；后者同前者是连接在一起的。农业氏族、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二者是同时并进的。狩猎、捕鱼、耕种，没有相应的工具是不行的。织和纺等等当初是农业中的副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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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面曾指出，一个工人的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人阶级的全部劳动同样可以这样划分：为工人阶级生产全部生活资料（包括为此所需的生产资料）的那部分，完成整个社会的必要劳动；工人阶级所有其余部分所完成的劳动，可以看作剩余劳动。但是，必要劳动决不是只包括农业劳动，而且也包括生产其他一切必然进入工人平均消费的产品的劳动。并且，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一些人只从事必要劳动，是因为另一些人只从事剩余劳动，反之亦然。这只是他们之间的分工。农业工人和工业工人之间的分工一般来说也是这样。和一方面的劳动的纯工业性质相适应的，是另一方面的劳动的纯农业性质。这种纯农业劳动，决不是自然发生的，相反，它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并且是很现代的、决不是到处都已达到的产物，它是和一个完全特定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正像一部分农业劳动会对象化在只用作奢侈品，或只形成工业原料，但决不会用作食物，更不会用作大众食物的产品中一样，另一方面，一部分工业劳动也会对象化在用作农业工人和非农业工人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产品中。从社会的观点来看，把这种工业劳动看作剩余劳动，是错误的。工业劳动的一部分和农业劳动的必要部分一样也是必要劳动。它只是以前和农业劳动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一部分工业劳动的独立形式，是现在已经和工业劳动分离的纯农业劳动的必要的相互的补充物。（从纯粹物质方面看，例如，500个机器织布工人以高得多的程度生产剩余布匹，也就是说，生产比他们自己衣着所需的多得多的布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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