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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确切地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地租才能作为货币地租发展起来，并且按照农业生产变为商品生产的程度而发展起来；也就是，按照和农业生产相独立的非农业生产的发展程度而发展起来；因为农产品就是按照这个程度变成商品，变成交换价值和价值的。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按照相同的程度发展起来。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按照相同的程度越来越能够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执行职能者。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这样无须他参与而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至于土地产品的价值，从而土地的价值总是随着它们的市场的扩大，需求的增加，以及同土地产品相对立的商品世界的扩大，换句话说，也就是随着非农业的商品生产者人数和非农业的商品生产量的扩大，按相同的程度增加，这却不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但是，因为这个结果是没有土地所有者的参与就发生的，所以下面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就表现为某种特有的东西：价值量，剩余价值量，以及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地租的转化，都取决于社会生产过程，取决于商品生产一般的发展。因此，例如达夫这样的人，就想以此来说明地租。他说，地租不取决于农产品的量，而取决于它的价值；但这个价值，又取决于非农业人口的数量和生产率。其实，这种说法也适用于任何其他产品，因为产品只有随着构成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系列的数量和种类的增加，才作为商品发展起来。这一点在价值的一般论述中，已经指出了。一方面，一个产品的交换能力，一般说来，取决于在它之外存在的商品的多样性。另一方面，这个产品本身能够作为商品来生产的数量，尤其取决于这种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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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生产者，不管是从事工业，还是从事农业，孤立地看，都不生产价值或商品。他的产品只有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才成为价值和商品。第一，只要这个产品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从而，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表现为整个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第二，他的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货币性质，通过他的产品的由价格决定的普遍的可交换性，表现为他的产品所具有的社会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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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一方面，被说明的不是地租，而是剩余价值，或者更狭隘地说是剩余产品一般，那么，另一方面，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即把作为商品和价值的一切产品具有的性质，说成是农产品特有的性质。这种说明，当从价值的一般规定，回溯到一定商品价值的实现时，变得更加肤浅。每一种商品都只能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的价值；它是否实现它的价值，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它的价值，这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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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产品发展成为价值，并且作为价值而发展的现象，也就是说，农产品作为商品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非农产品和作为商品的农产品相对立的现象，或者说，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表现而发展的现象，并不是地租的特征。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作为价值（商品）而发展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的实现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在这个未经它参与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不断增大部分的权力也发展起来，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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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么，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每个人都必定是土地所有者，才能作为人格而实现。土地的自由私有权，——一种十分现代的产物，——据黑格尔说，不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是人作为人格对于“自然界”的关系，是“人对一切物的绝对占有权”（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79页）。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有和善良的意志完全不同的东西。此外，“人格”把实现自己意志的界限划定在什么地方，是把自己的意志的存在实现在整个一个国家内，还是要去占有一大批国家，以便“表示我的意志对物的至高无上”［第80页］，这是绝对看不出来的。黑格尔在这里是完全碰壁了。“占有完全是零星的；我不能占有比我的身体所接触到的更多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外界的东西比我所能把握的更为广大。因此我占有某物时，总有他物与之相联系。我用手占有，但手的范围可以扩大。”（第90、91页）但是，和这个他物相联系的，又有另一个他物。因此，我的意志作为灵魂注入土地的界限就消失了。“当我占有某物时，理智立即推想到，不仅我直接占有的东西是我的，而且与此有联系的东西也是我的。实在法必须作出各种规定，因为从概念中进一步已推导不出任何东西。”（第91页）这是“概念”的异常天真的自白，并且证明这个概念对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形成“毫无概念”，因为这个概念从一开始就错了，就把关于土地所有权的一个完全特定的、属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律观念看作绝对的东西。同时其中还包含这样的自白：随着社会发展即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变化，“实在法”可以而且必须改变自己的各种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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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要使该国财富得到巨大的发展，就要有一个惟一的和首先是开明的意志，尽可能去掌握该国领土每一块土地的支配权，使每一块土地都有利于其他一切土地的繁荣。但是，这样一个意志的存在……和土地分为许多私人地块……和保障每个所有者都能够几乎绝对任意支配自己的财产，是不相容的。”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各独特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维持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全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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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哲学的贫困》第165页。我在那里曾把土地物质和土地资本区别开来。“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就可以在不增加土地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 土地资本也同其他任何资本一样不是永恒的…… 土地资本是固定资本，但是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也有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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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说“可能”，因为这种利息在一定条件下由地租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例如在自然肥力较高的新土地加入竞争时，这种利息就可能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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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见詹姆斯·安德森和凯里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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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本卷第918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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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见几篇反谷物法的得奖论文。可是，谷物法总是把价格维持在人为的高水平上。这对上层租地农民是有利的。他们从大多数租地农民（不管有没有理由，他们总是指望罕见的平均价格）因实行保护关税而陷入的停滞状态中得到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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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约翰·查·摩尔顿《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1859年在伦敦技艺协会的报告。该报告所依据的是从苏格兰12个郡和英格兰35个郡近百个租地农场主那里搜集来的真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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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卷） 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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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地租时，我们首先要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支付这种地租的产品，也就是其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因而其总价格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的产品，——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想到农产品或者甚至矿产品也就够了，——也就是说，土地和矿山的产品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是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就是说，它们的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要素（已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一个由一般利润率决定的、按照预付总资本（包括已经消耗的和没有消耗的）计算的利润。因此，我们假定，这些产品的平均出售价格，等于它们的生产价格。现在要问，在这个前提下，地租怎么能够发展起来，就是说，利润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转化为地租，因而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怎么能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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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明地租这个形式的一般性质，我们假定，一个国家的工厂绝大多数是用蒸汽机推动的，少数是用自然瀑布推动的。我们假定，在这些工业部门，一个耗费资本100的商品量的生产价格是115。15%的利润，不是仅仅按已经耗费的资本100计算的，而是按这个商品价值生产上曾经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前面已经指出(1)，这个生产价格不是由每个从事生产的工业家的个别成本价格决定的，而是由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平均条件下生产这种商品平均耗费的成本价格决定的。这实际上是市场生产价格，是和它的各种波动相区别的平均市场价格。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正是通过市场价格的形式，进一步说，正是通过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而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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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所确定的数字比例在这里完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要再假定，用水力推动的工厂的成本价格只是90，而不是100。因为这个商品量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115，其中有利润15%，所以靠水力来推动机器的工厂主，同样会按115，也就是按调节市场价格的平均价格出售。因此，他们的利润是25，而不是15；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所以会允许他们赚到10%的超额利润，并不是因为他们高于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而是因为他们按照生产价格出售他们的商品，因为他们的商品是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即在优于这个部门占统治地位的平均水平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或者说，因为他们的资本是在这种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执行职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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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立即表明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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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波动引起的超额利润（我们在谈到生产价格时(2)，已经对这个范畴作了说明）首先是性质相同的。因此，这种超额利润，同样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对这个余额起调节作用的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个别的成本价格，因而也就是个别的生产价格；另一方面是一般的生产价格。利用瀑布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比较小，因为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比较少，也就是说，因为以对象化形式即作为不变资本部分加入生产的劳动比较少。这里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率较高的，它的个别的生产力，比大量同类工厂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力要大。它的较大的生产力表现在：同别的工厂相比，它生产同量商品，只需要较少量的不变资本，只需要较少量的对象化劳动。此外，因为水车无须加热，所以它需要的活劳动的量也较少。所使用的劳动的这种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会减少商品的价值，但也会减少商品的成本价格，从而减少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工业家来说，这一点表现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他只须为较少的对象化劳动支付代价，也只须为所使用的较少的活的劳动力支付较少的工资。因为他的商品的成本价格较小，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较小。对他来说，成本价格是90，不是100。所以，他的个别生产价格也只是，不是115（100∶115＝90∶）。他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以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为界限。这是构成他的超额利润的界限的数量之一。另一个数量则是一般生产价格的大小，而参加形成一般生产价格的，有作为调节因素之一的一般利润率。如果煤炭变得便宜了，他的个别成本价格和一般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就会缩小，因此他的超额利润也会减少。如果他必须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或由商品的个别价值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这个差额就会消失。这个差额是这样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也就是按照竞争使个别价格平均化时形成的价格来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动的劳动的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不是给劳动者带来好处，而是和劳动的所有生产力一样，给他们的雇主带来好处，就是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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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超额利润的界限之一是一般生产价格的水平，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又是一般生产价格水平的因素之一，所以这个超额利润只能产生于一般生产价格和个别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因而只能产生于个别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之间的差额。超过这个差额的余额的前提是，产品不是按这个由市场调节的生产价格出售，而是高于这个生产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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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到目前为止，那个用自然瀑布而不用蒸汽作动力的工厂主的超额利润，同一切其他的超额利润没有任何区别。一切正常的，也就是并非由于偶然的出售行为或市场价格波动而产生的超额利润，都是由这个特殊资本的商品的个别生产价格和一般生产价格（它调节着这整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或者说这个生产部门所投总资本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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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就出现了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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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工厂主能够取得超额利润，即由一般利润率来调节的生产价格对他个人提供的余额，应该归功于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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