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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B的地租下降了；C和D的地租也下降了；但用谷物表现的地租总额已由6夸特增加到夸特；提供地租的耕地的数量增加，产品量也由10夸特增加到17夸特。利润虽然对A来说还是没有变，但用谷物来表现，它却增加了；利润率本身可能提高，因为相对剩余价值已经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活资料便宜了，工资即可变资本的支出，从而总支出都会减少。用货币表现的地租总额，会由360先令减少到345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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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个新的序列列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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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如果照旧只耕种A、B、C、D各级土地，而它们的收益能力已经提高，结果A不是生产1夸特而是生产2夸特，B不是生产2夸特而是生产4夸特，C不是生产3夸特而是生产7夸特，D不是生产4夸特而是生产10夸特，从而同样的原因在不同土地上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生产总额就会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假定由于人口增加和价格下降，需求会把这23夸特吸收掉，那就会产生如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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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数字比例同其他各表一样是任意选择的，但所作的假定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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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并且主要的一个假定是，农业的改良在各级土地上产生的效果是不同的；这里，在最好土地C和D上就比在A和B上效果大。经验已经表明，通常的情况就是这样，虽然与此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出现。如果改良在较坏土地上比在较好土地上效果大，较好土地的地租就会减少，而不会增加。——不过，在这个表Ⅲ中，随着各级土地肥力的绝对增长，我们同时假定较好土地C和D的较高的相对肥力也增长，因此，在投资相等时，产量的差额将增大，从而级差地租也将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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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假定是，随着总产量的增长，总需求也同步增长。第一，我们无须把这种增长看作是突然发生的，而应看作是逐渐进行的，一直到第Ⅲ序列形成时为止。第二，认为必要生活资料的消费不会随着生活资料变得便宜而增长，是错误的。英国谷物法的废除，已证明相反的事实（见纽曼的著作），而相反的见解之所以产生，只是因为单纯由气候引起的收获上的突然的巨大差别，会时而引起谷物价格的异常低落，时而引起它的异常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价格的暂时的突然降低来不及对扩大消费发生充分的影响，那么，在价格降低是由于起调节作用的生产价格本身的下降引起，因而带有持久性质的场合，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三，一部分谷物可以以白兰地酒或啤酒的形式消费。并且，这两种商品的增长的消费，决不会局限于狭窄的界限内。第四，事情部分地取决于人口的增长，部分地也取决于以下事实：这个国家可以是一个出口谷物的国家（到18世纪中叶为止，英国还是一个这样的国家），以致需要不单纯是由国内消费的界限来调节。最后，小麦生产的增加和生产费用的降低，可以促使小麦代替黑麦或燕麦成为人民大众的主要食物，这样一来，小麦的市场就会扩大，正如在产量减少和价格提高时，可以发生相反的情形一样。——因此，在这些前提下，按照以上假定的数字比例，第Ⅲ序列就会得出以下结果：每夸特的价格由60先令下降到30先令，即下降50%，产量和第Ⅰ序列相比，由10夸特增加到23夸特，即增加130%；B的地租不变，C的地租增加25%，D的地租增加%，地租总额则由18镑增加到镑，即增加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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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三个表可以理解为社会一定状态下的几个阶段，例如并存于三个不同的国家，或者可以理解为同一个国家不同发展时期的彼此衔接的阶段。比较这三个表（其中的第Ⅰ序列要用两次，一次是由A上升到D，一次是由D下降到A），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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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列在完成时（不管它的形成过程如何）总好像是一个下降的序列，因为人们在考察地租时，总是先从提供最高地租的土地出发，最后才谈到不提供地租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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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生产价格，总是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虽然在构成上升序列的第Ⅰ表中，只是因为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才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就A级土地保持调节作用的程度要取决于最好土地的产量这一点而言，最好土地所生产的谷物的价格是起调节作用的。如果B、C、D的产量超过需要，A就会失去调节的作用。施托尔希把最好土地选作起调节作用的土地时，他就是这样想的。美国的谷物价格也是这样调节英国的谷物价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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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级差地租是由于农耕发展各个阶段的各级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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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级差地租和已划为某一等级的级差地租的存在，可以按下降的序列，即由较好土地到较坏土地的序列形成，也可以反过来，按上升的序列，即由较坏土地到较好土地的序列形成；还可以按两个方向相互交叉的序列形成（第Ⅰ序列可以由D到A，也可以由A到D而形成。第Ⅱ序列包括这两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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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级差地租的形成方式，级差地租在土地产品价格不变、上涨和下降时都可以形成。在价格下降时，总产量和总地租都可以增大，而且在迄今没有地租的土地上也能形成地租，虽然最坏土地A已经为较好土地所代替，或者它自身已经变为较好的土地，虽然另外一些较好土地，甚至最好土地的地租已经减少（表Ⅱ）；这个过程，还可以和（货币）地租总额的减少结合在一起。最后，当价格因耕作普遍改进而下降，以致最坏土地的产量和产品价格降低时，一部分较好土地的地租可以保持不变或者减少，但最好土地的地租可以增长。各级土地和最坏土地相比的级差地租，在产量差额已定时，当然总是取决于例如小麦每夸特的价格。但在价格已定时，级差地租就取决于产量差额的大小，而在一切土地的绝对肥力都增进时，如果较好土地的肥力比较坏土地的肥力相对地说提高得更多，这个差额就会随着增大。因此，在价格为60先令时（表Ⅰ），D的地租是由D对A的产量差额决定的，因而是由3夸特的余额决定的；所以，地租等于3×60＝180先令。但在表Ⅲ（在那里，价格为30先令），它是由D超过A的产量的余额8夸特决定的；8×30＝240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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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威斯特、马尔萨斯、李嘉图等人那里还占统治地位的有关级差地租的第一个错误假定就被推翻了。按照这个错误的假定，级差地租必然是以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或农业肥力越来越下降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看到，在耕种越来越好的土地时，能产生级差地租。当较好土地代替以前的较坏土地而处于最低等级时，也能产生级差地租；级差地租可以和农业的进步结合在一起。它的条件只是土地等级的不同。在涉及到生产率的发展时，级差地租的前提就是：土地总面积的绝对肥力的提高，不会消除这种等级的不同，而是使它或者扩大，或者不变，或者只是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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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初叶到中叶，在英国，尽管金和银的价格下降，谷物价格还是不断下降，与此同时（就整个时期来说），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都增加了。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上升序列的第Ⅱ表组合在一起的第Ⅰ表相符合的，但这样一来，最坏土地A或者进行改良，或者不再用于种植谷物，当然这并不是说，这种土地不会用于其他农业或工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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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世纪初（应更精确地指出日期）到1815年，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地租、地租总额、耕地面积、农业产量和人口也不断增加。这种情况是和形成下降序列的第Ⅰ表相符合的。（这里应当引用一些关于当时耕种较坏土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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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对改良和开垦土地有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了，地租总额却由于提供地租的土地的面积扩大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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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三点，以后应作进一步的引证；关于一国已耕土地的各个部分的肥力差别，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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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例如，拿第Ⅰ表来说，总产量10夸特会卖到600先令，因为市场价格是由A的生产价格决定的，每夸特等于60先令。但实际的生产价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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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夸特的实际生产价格是240先令；但它们要按600先令的价格出售，贵250%。实际平均价格是每夸特24先令；但市场价格是60先令，也贵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