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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拿Ⅰc同I比较。在Ⅰc中，不支付地租的土地面积一点也没有增加，支付最少地租的土地的面积只是略有增加，增加的主要部分属于C和D。这时我们发现，耕地面积增加两倍时，产量会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即增加两倍以上；谷物地租也由6夸特增加到24夸特，或者说增加了三倍，同样，货币地租也由18镑增加到72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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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土地产品的价格始终不变；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只要耕地的扩大不是仅仅限于那些不支付地租的最坏土地，那么，地租总额就会随着这种扩大而增加。不过，增加额是不同的。如果扩大的是好地，以致产量不只是按照土地扩大的比例增加，而是更迅速地增加，那么，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就会相应增加。如果是最坏土地和等级与此相近的土地在扩大耕地中占优势（假定最坏土地等级不变），那么，地租总额就不会随着耕地的扩大而相应增加。因此，假定有两个国家，它们的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状况相同，地租总额就同最坏土地和较坏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份额成反比，因而，也同等量资本投在相等的总面积上得到的产品总量成反比。因此，一国总土地面积内最坏耕地的量和较好耕地的量之间的对比关系对地租总额的影响，同最坏耕地的质和较好及最好耕地的质之间的对比关系对每英亩的地租的影响，因而在其他情况相同的场合对地租总额的影响，这两者是相反的。这两个要素的混淆，是引起反对级差地租的各种奇谈怪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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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单是由于耕地的扩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增加，地租总额就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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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按照假定，各级土地按每英亩计算的地租的比例不变，因而和每英亩所投资本对比来看，地租率也是不变的，但是会出现下述情况：拿Ⅰa同I比较，——在Ⅰa中，耕地的英亩数以及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额都已按比例增大，——我们就会发现，当总产量按照耕地面积扩大的比例增加，即二者都增加一倍时，地租总额也会增加一倍。英亩数由4增加到8，地租总额也由18镑增加到36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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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拿4英亩的总面积来说，这上面的地租总额是18镑，因而，把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也计算在内的平均地租是镑。例如，假定这4英亩全部归一个土地所有者所有，他就可以这样去计算；全国的平均地租也可以这样去统计。用10镑资本可以产生18镑的地租总额。我们把这两个数字之比叫作地租率；在这里，地租率是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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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a中的地租率也是一样的，在这里，耕种的土地不是4英亩而是8英亩，但各级土地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36镑的地租总额，在耕地为8英亩，投资为20镑时，会产生每英亩镑的平均地租和180%的地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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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要我们考察一下Ⅰb（在这里，主要是两种较坏土地增加了），我们就会发现，12英亩的地租是42镑，从而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投资总额是30镑，所以地租率是140%。这样，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就减少了1镑，而地租率也由180%下降到140%。所以在这里，在地租总额由18镑增加到42镑时，按每英亩计算的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都下降了；这种下降和生产的增大是同时发生的，但不是按比例的。尽管各级土地的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所投的资本计算都保持不变，但平均地租还是下降了。这是因为耕地的增加额有属于不提供地租的土地A和提供最少地租的土地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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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Ⅰb的情况下，全部扩大只限于A级土地，我们面前的土地就是A级9英亩，B级、C级、D级各1英亩。地租总额仍旧是18镑，所以12英亩中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是镑；30镑投资有18镑地租，因此，地租率是60%。平均地租按每英亩计算和按投资计算，都已大大减少，地租总额也没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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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拿Ⅰc同Ⅰ和Ⅰb相比较。同Ⅰ相比，土地面积增加了两倍，投资也增加了两倍。12英亩的地租总额是72镑，所以每英亩的地租是6镑，而在表Ⅰ中是镑。按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72镑∶30镑）是240%，而不是180%。总产量由10夸特增加到36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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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Ⅰb相比，耕地的英亩总数，所用的资本，各种耕地间的差额都没有变化，但分配不同。在这里产量已不是26夸特，而是36夸特，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不是镑，而是6镑，按等量的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是140%，而是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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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们是把Ⅰa、Ⅰb、Ⅰc各表的不同状态，看作不同国家同时并存的状态，还是看作同一国家相继发生的状态，根据以上的说明，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在谷物价格由于不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的产量不变而不变时，在各级耕地肥力的差额不变时，在各级耕地各相等部分（英亩）的等额投资的各自产量不变时，从而在各级土地每英亩地租间的比例不变，并且按同级土地的每个部分所投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第一，地租总额总是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因而也随着投资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耕地的全部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则是例外；第二，无论是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地租总额除以耕地的英亩总数），还是平均地租率（地租总额除以投资总额），都会发生很大变化，虽然二者变化的方向相同，但是彼此的比例不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无租的土地A这种情况撇开不说，我们会发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农业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都取决于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部分，或者同样可以说，取决于投资总额在肥力不等的各级土地上的分配。不管耕地面积是多是少，从而（把耕地的增加只限于A的情形除外）也不管地租总额是大是小，只要各级土地在总面积中所占的比例不变，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投资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不变。尽管地租总额会随着耕地的扩大、投资的增加而增加，甚至显著增加，但只要不提供地租和只提供少量级差地租的土地，比提供地租较多的较好土地扩大得快，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降低。相反地，要是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相对地占有较大的部分，因而在它们上面的投资相对地较多，每英亩的平均地租和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就会相应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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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像统计学著作通常在比较同时期的不同国家，或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时所做的那样，对总耕地每英亩或每公顷的平均地租进行考察，那么，就会看到，每英亩地租的平均水平，从而地租总额，会按一定的比例（虽然不是按同等的比例，而是按一种大得多的比例）和一国农业的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肥力相一致，也就是说，和该国在等面积上平均提供的产量相一致。因为，较好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在等面积上同量投资所获得的产品量就越大，每英亩的平均地租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地租好像不是由不同肥力之间的对比关系决定的，而是由绝对肥力决定的，这样一来级差地租的规律就被抛弃了。因此，有人就否认某些现象，或有人试图以谷物平均价格之间和耕地级差肥力之间并不存在差别来加以说明。而实际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不过是由于以下事实：在无租土地的肥力相等，从而生产价格相等，并且各级土地间的差额也相等时，地租总额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或对土地上的投资总额的对比关系，不只是由每英亩的地租决定的，也不只是由按资本计算的地租率决定的，而同样是由各级土地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数决定的，或者同样可以说，是由所用总资本在各级土地之间的分配决定的。奇怪得很，这个事实直到目前竟被人完全忽视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而这对我们研究的进程来说是重要的）：在价格不变，各种耕地的肥力差额不变，每英亩的地租不变，或按实际提供地租的各级土地每英亩的投资计算的地租率不变，即按一切实际提供地租的资本计算的地租率不变时，每英亩平均地租的相对水平和平均地租率，或地租总额对土地投资总额的比率，可以由于耕作的单纯粗放的扩大而提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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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已在第Ⅰ项下考察的级差地租的形式，还必须作以下的补充。这种补充部分地对于级差地租Ⅱ也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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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我们已经看到，每英亩的平均地租或按资本计算的平均地租率，可以在耕作扩大、价格不变和耕地的级差肥力不变时提高。一旦一国的土地全部被占有，一旦土地投资、耕作和人口达到一定的水平，——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并且也支配着农业，以上这些条件就会作为前提存在，——各种质量的未耕地的价格（假定只有级差地租存在），就是由具有相同质量和相等位置的已耕地的价格决定的。这种土地虽然不提供地租，但在除去所需的开垦费用之后，将会有相同的价格。土地的价格当然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但是，即使在已耕地的价格上面，人们支付的也只是未来的地租，例如在标准的利息率为5%时，预先一次付清的便是20年的地租。土地售出时，它是作为会提供地租的土地来出售的，并且地租（它在这里被视为土地的果实，其实，它只是从表面上看才是这样）的预期性质不能把未耕地和已耕地区别开来。未耕地的价格，和它的地租（土地的价格是这种地租的简略的表现形式）一样，在土地未被实际利用时，完全是想像的。不过，这样一来，这种价格已经先验地决定，一旦找到买主，就会实现。因此，如果说一国的实际平均地租决定于该国实际的平均年地租总额及其对总耕地面积的对比关系，那么未耕地部分的价格则决定于已耕地部分的价格，所以只是已耕地上的投资及其结果的一种反映。因为除了最坏土地外，一切等级的土地都会提供地租（而且这种地租和我们在考察级差地租Ⅱ时将要看到的一样，会随着资本量以及和这个量相适应的耕作的集约化一起增加），所以，对未耕地部分来说会形成一个名义价格，并且这种未耕地会变成一种商品，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变成财富的一个源泉。同时，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整个地区的土地价格，甚至未耕地的价格都会增长（奥普戴克）。土地投机，例如，美国的土地投机，就只是以资本和劳动在未耕地上的这种反映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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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总的说来，耕地的扩大或者是向较坏土地发展，或者是根据既有的各级土地的现状按不同比例向各级土地发展。当然，向较坏土地发展，决不是任意选择的，而只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下——价格上涨的结果，并且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下都只能是必然性的结果。但也并不是无条件的。较坏土地可以由于位置好，比那种相对较好的土地优先被人利用。在年轻的国家中，位置对于耕地的扩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并且，尽管一个地带的土地从整体来说属于比较肥沃的一类，但是从局部来说，较好土地和较坏土地会参差交错在一起，并且由于较坏土地和较好土地连成一片，就不得不耕种较坏土地。如果有一块较坏土地处于较好土地的包围之中，那么这些较好土地就会使这块较坏土地同那些比较肥沃但不是和已耕地或可耕地连在一起的土地相比在位置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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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密歇根州在美国西部各州中就成了最早输出谷物的州之一。虽然它的土地总的看来是贫瘠的，但因靠近纽约州，并且可以通过湖泊和伊利运河开辟水上运输，所以这首先就使它比那些土地天然肥沃但更加靠西的各州处于更优越的地位。这个州的例子，拿来和纽约州对照一下，也向我们显示了由较好土地向较坏土地推移的情形。纽约州特别是它的西部地区的土地，是无比肥沃的，特别有利于种植小麦。由于掠夺性的耕作，这块肥沃的土地已变得不肥沃了；现在，密歇根州的土地看起来更肥沃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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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面粉是从布法罗装船，运往西部，而纽约州和上加拿大的小麦产区是主要的面粉供应地。现在，仅仅12年后，已有大量小麦和面粉从西部运来，沿伊利湖，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及其邻港布莱克罗克运往东部。由于1847年欧洲的饥荒，小麦和面粉的出口特别受到了刺激。因此，纽约州西部的小麦变得便宜了，种植小麦的收益减少了；这种情况使纽约州的农场主宁愿饲养家畜、生产奶制品和栽种果树等等，因为在他们看来，在这些部门，西北部地区还没有力量直接同他们竞争。”（詹·韦·约翰斯顿《北美农业、经济和社会问题札记》1851年伦敦版第1卷第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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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下面的假定是错误的：殖民地，一般来说年轻国家，可以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口谷物，所以，那里的土地必然具有较大的自然肥力。在那里，谷物不仅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且低于它的生产价格，即低于由较古老的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生产价格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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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像约翰斯顿所说的那样（同上，第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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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于把每年向布法罗运来如此大量小麦的这几个新建州，同较大的自然肥力和广阔无边的富饶土地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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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首先是取决于经济条件。一个像密歇根这样的地方，在开始的时候，几乎全部人口都从事农业，特别是从事大宗农产品的生产，他们只能用这种产品来交换工业品和各种热带产品。所以，他们的剩余产品全部都是谷物。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把以现代世界市场为基础的殖民地国家，同以前的特别是古代的殖民地国家区别开来。现代殖民地是通过世界市场现成地得到衣服、工具等等产品的，而在以前的情况下这些产品必须由这些国家自己生产。美国南部各州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把棉花作为主要产品来生产。允许它们这样做的，是世界市场的分工。所以，从它们很年轻，人口比较稀少来看，它们好像能生产出非常多的剩余产品，但是，这并不是由于它们的土地肥沃，也不是由于它们的劳动富有成效，而是由于它们的劳动，从而体现它们的劳动的剩余产品，具有一种片面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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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那些新近开垦、以前从未耕种过、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在气候条件不是特别坏的环境下，至少已在土壤表层积累了许多易溶解的植物养料，以致无须施用肥料，甚至只须粗放耕作，也能长期获得收成。西部的大草原还有这样的好处：它们简直不需要任何开垦的费用，因为它们天然就是可以耕种的土地(1)。这种比较不肥沃的地区会获得剩余产品，并不是由于土地的肥力高，从而每英亩的产量高，而是由于可以粗放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因为这种土地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需极少的费用。在实行分成制的地方，如纽约、密歇根、加拿大等的某些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家庭可以粗放耕作比如说100英亩。每英亩的产量虽然不大，但100英亩将提供相当多的剩余产品，可供出售。此外，不在人工牧场上，而在天然牧场上饲养牲畜，几乎不需要任何费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土地的质，而是土地的量。这种粗放耕作的可能性，自然会或快或慢地消失，新土地越肥沃，消失得越慢；它的产品出口得越多，消失得越快。